蔡锷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不足34年的短暂一生中做成了领导云南辛亥起义和反袁护国两件大事,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但由于他师事梁启超并曾一度拥袁,人们对他的评价颇多歧异。有人用“反清、抚袁、拥孙”六个字概括其一生,说他是革命家,功大于过;有人又用“保清、附袁、反孙”六个字概括其一生,说他是改良派,过大于功。这两种看法都过于简单,且失之偏颇。实际上,蔡锷就是蔡锷,他既非革命派,亦非改良派,而是一个真诚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依归是理解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关键。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对蔡锷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作一个简要的评价,以就教于方家。 一 从戊戌到辛亥,是蔡锷爱国主义思想形成及军事救国时期。 1897年,15岁的蔡锷考入湖南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的教育,戊戌政变后辗转到日本留学,受到西学的熏陶。1900年他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事败,师友多遇害,蔡锷重返日本,决心投笔从戎。于1901年12月考入东京成城学校自费学习陆军,1903年7月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学习,同年9月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初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分入骑兵科,1904年10月以优异成绩毕业[①]。蔡锷读书求学期间,正值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也是中国仁人志士觉醒起来奋起救亡图存之时。蔡锷写道:“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家之民,皆耻为丧国之狗”[②]。正是在这种时代感召下,蔡锷发愤攻读,上下求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思想。其特色首先是强烈的忧患意识,“惧为亡国之民”,“耻为衷家之狗”;其次是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以日本的隆摩喻湖南,决心维新湖南,变革湖南,坚信“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③]。三是把抵御外患与学习外国长处紧密结合起来,反对守旧,力主开放,稽合国情,纯用西法,为此他主张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尤其强调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第四,抱定“流血救民”的志向,大力提倡军国民主义,变“尚文”为“尚武”,重新“陶铸国魂”,振起民族精神,并以军事作为自己救国的主要手段。 1904年冬蔡锷自日本归国之后,将其爱国主义思想付诸实践,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从事新军的编练和教育工作。“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他的“最高目的”,“淡泊明志,夙夜在公”是他的生动写照。其所到之处,均能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在广西,“于桂省兵事,多所建议”,“创练步标,躬亲教练,一切规模,皆所手订”[④],还到边塞考察,短衣匹马,巡行四千余里,于边情地势,逐一札记,草绘略图,“出入于瘴疠者经月,欣然有以自得”[⑤]。蔡锷1911年初离桂赴滇时,正值英国武装入侵云南片马一带,蔡锷表示“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已耳”[⑥]。为了培养新军将士为国家谋利益,为国民争幸福的责任感,他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对部队进行精神教育的材料。针对清军将领志在高官厚禄、士兵志在虚誉饷糈的状况,他明确指出:“吾侪身膺军职,非发大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⑦]。其救国之志,爱国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二 辛亥武昌首义之后,蔡锷审时度势,在云南成功地领导了重九反清起义,并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在督滇期间,他对云南庶政进行了改革,并派兵援川、援黔、援藏,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此,人们多所论及,兹不赘述。 特别指出的是,蔡锷在担任云南都督之后,曾对中央革命政府的建设多所谋画。早在1911年11月9日,在仅有七省独立的情况下,蔡锷即发出通电,率先提出“急宜组织”“集中统一之机关”[⑧],11月15日他收到黎元洪的皓电,内称“亟应建设联邦国家,为对外之交涉,速派全权委员来鄂”。他立即复电,认为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全权代表即日选派赴鄂。同时明确表示:“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宜措置”[⑨]。11月18日,蔡锷再次致电独立各省都督,进一步提出中央政府组织纲要三端:一、定国名为中华,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二、建设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俟军政撤销,方为完全立宪;三、扩张国防辖境,缩小行政区域,以期消融疆界”[⑩]。11月下旬,蔡拟定中央会议大纲23条并电请各省速派代表莅鄂会商,从速组织中央政府,还宣布滇军政府“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种族视同一体”[①①]。综观他的通电和举措,最突出的是主张建设完全统一国家,建立民主立宪制度,建立国家统一,以实现民族平等,谋求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以期在国际社会中确占一席之地,并承认首义之区武昌的特殊地位。所有这些,都洋溢着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也是正确解决时局问题的革命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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