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锷电贺孙中山担任大总统，并提出三点建议，强烈反对划疆而守、省自为谋，极力主张消除党见，惟贤是任，倡导以平近手法和谨慎态度廓清相沿已久之积弊，反映了他争取恢复国家统一、追求社会有序进步的强烈愿望。针对各省用人行政省自为谋的状况，蔡锷电请孙中山及各省都督，要求中央在用人、财政、军事诸方面“统一事权”。他还致电陆军总长黄兴，愿将训练有素且将领富于学术经验的滇省北伐援川各军队留备中央，听候调遣。这一切都表明了蔡锷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国家统一的鲜明立场。
    袁继位临时大总统之后，蔡亦“肃电奉贺”，诚如他本人所说此举“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实亦喜统一国家之成也”[①②]。身为云南都督，蔡锷郑重宣布：“我国政体确定共和惟幅员辽阔，统一匪易。此时有能挈五族为一家者，敝省无不服从，以期民国早日成立”[①③]。拥孙也罢，拥袁也罢，蔡锷拥护的实际上是国家的统一。
    为了促进统一，支持中央，蔡锷在云南先行裁兵30余营，并倡议各省一律裁兵，以节省开支。“不仅不作待哺中央之想，且应以所余奉之中央”[①④]。素称地瘠民贫的云南，一向依靠中央拨款和邻省协济。蔡锷言行一致，不求中央拨款，不求邻省协济。而是开源节流，勉力支持，他还千方百计“筹解中央20万元，以应急需”。在他看来，“中央政府为全国行政之中枢，经纬万端，需款甚巨，现库款如洗，各省宁能坐视，致陷政府于破产之危机？”[①⑤]为此，他在云南发行500万元的“爱国公债”，号召国民踊跃认购，并带头减薪，全省公务员其原薪60元以上者，均减为60元。蔡锷的这些主张和行动。与其说是“积极为袁世凯分忧”，不如说是竭诚为国分忧更符合实际一些。
    从国家利益出发，蔡锷主张各党各派无论其主义如何，均应以国利民富为宗旨。他自己组织的统一共和党即“务以国家为前提”，“以国家之乐利，人民之幸福为旨归，个人之利益不计焉”[①⑥]。然而不久，他看到“政党林立，意见分歧，水火争持，党同伐异，或徇个人之攻击而忘国家之安危，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于是他“力陈党祸，倡议取消”[①⑦]，并郑重通电宣告脱党。他还力倡军人不党主义。后来他解释自満脱党的目的时说：“曩者怵于党争，首倡脱党之议，无非欲巩固政府，张我国威”。并表示“其济，善也。不济，则以死济之。有渝此盟，皇天不佑”[①⑧]。所以，蔡锷倡议取消政党与军人不党与其说是为了瓦解同盟会，不如说是为了消除党争，齐一心志，维护统一。
    为了伸张国权，蔡锷认为必须使政府强固有力，而不能徒鹜共和之虚名而滋长国民凌嚣无序之风。他认为天赋人权之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人民，而不能行之于当时的中国。“国权为人权之保障”，“国权大张，何患人权之不伸”。所以，“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并驱齐驾，虽牺牲一部分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难，亦所非恤”[①⑨]。他还声称：“某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特以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后民权有发展之期”[②⑩]。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蔡锷在民国初年反复强调破坏后之建设，强调维护国脉、国体、统一、秩序与和衷共济、支持中央，强调搞好内治才能防止外患，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②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蔡锷把革命党人视为“以破坏为事”的“暴烈派”予以抨击并断然反对他们发动的“二次革命”。但他同时出于同一原因又反对袁世凯以升授官职及授勋为钓铒诱使北洋军为其卖命，指出“国内战争，实出于万不得已，应以哀矜悱恻之意出之。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主张激扬对外之敌忾，而以内竞为耻，“若胜者膺赏，是以国家品器奖励残杀同胞”[②②]。
    总的说来，民国成立后的一二年间，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支持建立强有力政府以争取国际地位，维护国权并借以保障民权，是蔡锷基本的政治理念。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他拥护袁世凯，反对二次革命，在革命史上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但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其言行，他处处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并据以规范自己的行动，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三
    从1913年10月进京到1916年11月病逝，蔡锷在政治上经历了一个由拥袁到疑袁再到反袁的过程，而支配他政治取舍的仍然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1913年10月蔡锷离滇进京担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此后袁世凯还任命他担任全国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并加昭威将军的头衔。蔡锷作为非北洋系出身的军人能进入统率办事处这样一个袁氏总揽军政权力的核心机关，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这表明袁世凯对蔡锷相当器重，蔡锷也幻想依靠和匡辅袁世凯以实现自己治军强国的政治抱负。然而，事变的进程打破了蔡锷的幻想。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先是日本乘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厮杀之机，借青岛问题与德国开衅，出兵占领青岛与胶济铁路。蔡锷敏锐地看到这里日本实行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最新步骤，在参政院第15次常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当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非合全国之力以谋之不可”，“外交既不可恃，惟有全仗己国”[②③]。1915年初中日围绕“二十一条”开展严重交涉，最后以袁世凯的承认而告终。经过这次外交失败的严重刺激，至诚爱国的蔡锷开始对袁世凯产生了信任危机。在《致曾广轼函》中表示：“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为慨叹。……主峰（袁世凯）曾语兄：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极之；如仍旧贯，则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②④]。
    在袁世凯承认卖国的“二十一条”后，不仅没有咬牙雪耻，反而加紧帝制的步伐。8月14日杨度等人在京发起“筹安会”，宣称研究“国体问题”，袁世凯蓄谋已久的帝制阴谋遂公开化。还在年初，梁启超已觉察到袁氏父子正在搞帝制把戏，遂移家天津，梁启超反对帝制的态度自然影响到蔡锷。早在筹安会发起以前，杨度几乎每天不间断地访问蔡锷，劝他参与发起，蔡却借词推脱。杨度请他以师生关系劝梁启超不要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②⑤]。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以受杨之托为由前往天津与梁密商反对帝制。此后，“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②⑥]。蔡锷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都要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籍，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拚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②⑦]。于是，他们决定分头行动：梁发表反帝制文字以夺舆论之先声，蔡表面上与梁“分道扬镳”，韬光养晦，然后秘密南下举兵讨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