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刊发有关王道教化之书籍，以求“厚风俗”之效。这个方面左宗棠做得较有特色。左宗棠在平定西北之后，认为“戎事甫毕，圣化维新。读书而外，学礼宜急。”“爰检《吾学录》所订昏礼、祭礼、丧礼，列为上下卷，颁行各塾，俾为新民，共沼圣泽。”（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第260页。）左宗棠还刊发《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颁发陕甘各州县校官，朔望宣讲，汉回士民有所遵守”（注：《左宗棠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第18页。）。方宗诚在《上陈心泉观察》一信中以为，“民风之薄由上无教化使然，然教化不能家喻户晓也，惟刻一二种切实浅近的日用不可少之书布散各地，读书识字之士子，俾其讲说以晓愚蒙，是亦教化之一术也”。于是建议他翻刻《圣谕十六条》散布各地，此书附以浅近简明讲章，并附大清律中民间不知而易犯者多条，“实为教民之善法”（注：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七。）。
    另外，湘军人物还大力修复孔庙、程朱祠堂等文化建筑。
    三、教育的恢复建设
    湘军在重视社会风化的同时，大力恢复学校教育。各种督抚设立了善后局等类似机构，规划且经理学校等事务的建置。他们认为“学校之设，所以明人伦也。人伦之大，莫重于君父。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名节不立，礼义消亡；廉耻不知，势将何所不至。”（注：方宗诚《柏堂集》补存卷二。）他们兴办书院和义学，要求青年士子以学礼为根本；极力在战区举行考试，为清政府选拔人才。
    （一）兴办书院和义学咸丰十一年(1859)湘军攻克安庆后，曾国藩着人修葺安庆敬敷书院，召集大批士人入读，经费由曾国藩捐廉捐办，其目的在“于嘉惠寒士之中，寓识拔真才之意。”（注：《曾国藩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776页。）安徽士人莫不感奋。同治四年，曾国藩向清廷建议“东南军事渐平，亟宜振兴文教”（注：《曾国藩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711页。）。同时曾国藩、李鸿章会商具奏，请求酌度劝捐修复江宁、常州两府学宫，这得到了清政府首肯。其后江宁学府建成。此举的目的，曾国藩在《江宁府学记》中说道：“今兵革已息，学校新立，更相与讲明此义，上以佐圣朝匡直之教，下以辟异端而迪吉士”（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8页。）。
    胡林翼建箴言书院（注：郭嵩焘《胡林翼行状》，见《胡林翼全集》上册之卷首。）。罗遵殿“捐建书院于归安，以正士习”（注：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三。）。罗泽南修复石鼓书院，置湾洲义学（注：《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页和17页。）。骆秉章建求忠书院（注：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8页。）。应敏斋创办上海龙门书院（注：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四。）。方宗诚创敬义书院，作孝棚义学（注：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十一。）。彭玉麟将其积蓄之银尽数作各地书院开办之费。李元度建爽溪书院，“以明伦堂为额”（注：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六。）。
    左宗棠在西北行使军政权力期间，重视对书院的兴办和修复。在他的鼓励之下，各地方秩序一经恢复，文武官吏和士民纷纷兴学，从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六年(1880)，新修、重建尊经书院等36所。当时，有十几所书院被军队占用，左宗棠明令搬出，使书院迅速恢复授课。书院之外，他还要求各府厅州县兴办义学。“师行所至，饬设汉回义塾，分司训课”（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四。）。据不完全统计，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内，西北各地新办的义学共有300多所，其中有回民义学57所（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第257页。）。左宗棠这种回汉一体，同等相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团结，稳定了西北局势。
    （二）学“礼”为本为了使学校充分发挥转移社会风俗，传播与振兴封建文化的职能，把学生培养成讲求封建道德，自觉遵守封建礼教的仁人君子，湘军认为教育内容必须以学“礼”为根本。左宗棠曾明确表示：“与有兴教劝学之责愿承学之士，以程朱为准的，由其途辙而日跻焉。”（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第208页。）曾国藩在给青年士子的《劝学篇》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这都是指人的一言一行须严格遵循纲常伦理，封建礼法。因此“义理之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学“礼”（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2～443页。）。
    （三）在战区极力着手举行科举考试，为清政府选拔人才咸丰十一年(1859)，湘军攻克安庆以后，曾国藩巡视安庆城垣，“度地拟建试院一区，令上下江分闱乡试”（注：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七。），后因战事未果。同治三年七月，湘军攻克了天京，十多天后，曾国藩巡视江南贡院，委派记名臬司黄润昌领人赶紧兴修。九月江南贡院修建竣工，曾国藩通令两江各地属官出示晓谕，定于十一月举行乡试。“两江士人闻风鼓舞，流亡旋归，商贾云集。”（注：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九。）同时，曾国藩请旨简放考官，并札令江西藩司赴办江南硃墨卷各一万八千套，定期解赶金陵。这对于战后江南文化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到同治年间，当时甘肃虽自成一省二百余年，但仍是陕甘合闱，闱所设在西安，甘肃生员赴陕应试受尽跋涉之苦，其所费不资，能抵陕完试者在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士子中至多只有十分之二、三。左宗棠立主甘肃分闱和分设学政，终于在1873年奏准于兰州建立甘肃贡院，解决了士子们应试之苦。光绪元年(1875)，“举行甘肃分闱第一次乡试，与试者约三千人，比较以往在陕西多出二、三倍”（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第265页。）。光绪二年，甘肃也分派了学政，这对西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选拔人才都创造了有利条件。湘军在战区极力举行科举，为的是把知识分子吸引、笼络到仕途，为清政府选拔人才，为其统治的稳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