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图书出版业的建设
    历次战火对图书都不无毁坏，而儒学书籍又“皆圣贤之道，圣脉所关”（注：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三。），为“使学术不致为异说所述误，而明德新民之学常昭于世也”（注：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三。），湘军成立了许多规模庞大的书局，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儒学书籍及相关的时人学术著作、文集。
    （一）各地书局的设立咸丰九年(1857)，胡林翼首开书局于武昌。当时书局中汪士铎总其事，分任编校的有莫友芝，张裕钊、丁果臣、张华理、胡兆青等。
    同治二年(1863)四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书局，定刊书章程，此举原因是“江南浙江自宋以来为文学之邦，士绅家多藏书，其镂板者精微，经兵燹后，书籍荡然”（注：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九。），故曾国藩招来手民，以次刊刻经史各种。担任校勘者很多，有汪士铎、刘毓崧寿曾父子、莫友芝、张文虎、李善兰、洪汝奎、唐仁寿、倪文蔚、戴望、成蓉镜诸人，皆当时文学硕士。同治三年，曾国藩移督两江后，又在南京设金陵书局，原在安庆书局担任编辑者多随之至金陵书局。
    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兼置浙抚后，于杭州设局刻书。同治五年(1866)春，左宗棠又在福州开正谊书局，“嘱同人搜致开雕，意将以此续闽学也”（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第471页。），同时制定了详细的《正谊书局章程》，左宗棠率老湘军西征后，在军队后勤部中又成立两个书局：一在汉口，附设崇文书局，归西征后路粮台经理；新疆收复时，左宗棠又在迪化开设书局，刻印供给回民子弟诵读之书。
    继曾国藩之后，李鸿章主持金陵书局，继续刻书事业，吴坤修在安庆刻书。何璟继胡林翼之后在湖北刻书。丁日昌在苏州设书局。马新贻在浙江开局雕版。丁宝桢在山东设局刻书。
    （三）出版儒学及相关书籍左宗棠在浙江用歙县鲍廷康的善本版，影刻了《六经》，称为浙刻。后来在西北，左宗棠让汉口的崇文书局对浙刻重加复校进行二次影刻，称为鄂刻。对于出版工作，他谆谆嘱咐“惟校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注：《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第248页。）在福州，左宗棠把正谊堂汇刻搜集整齐，新刻之书“较原刻尤整齐可爱”（注：《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第248页。），其中的努力及认真态度从《正谊书局章程》中可见一斑。在西北，左宗棠刊印的书种类很多，主要是《六经》、《四书》等。
    胡林翼在湖北刻书有《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刍言》等。曾国藩在安庆刻书有《王船山遗书》。此书在同治元年(1862)就由曾国荃策划重刻，计达三百二十二卷，由欧阳兆熊主其事，张文虎、刘毓崧等人分任校雠。此书卷页浩繁，自同治二年(1863)四月至同治四年(1865)十月刻竣，开工于安庆，完事于金陵，曾国藩校阅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7页。）。当金陵初行乡试时，士子欲买《四书》不可得，故曾国藩在金陵先刻《四书》、《十三经》，继刻《史记》、《汉书》，后又与浙江、湖北等省分刻二十四史。此外，曾国藩在安庆金陵还刻有莫友兰的《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凡三十二册），邵懿辰的《尔雅正义》，方宗诚主编的《两江忠义录》等。
    丁日昌在苏州刻有《资治通鉴》、《牧令书》、《邵位西员外忱行录》等。李鸿章在金陵刻有《名臣言行录》等，在安庆刊印了《仪卫轩文集》、《仪卫轩诗集》，在湖北崇文书局出资刊刻了《（御制）七经》，丁宝桢在山东刻有《十三经》，吴坤修在安庆书局刻有《广列女传》等有关忠节之书及曾纪译的《说文重文本部考》。涂宗瀛，刻书繁多，有《程子全集》，《朱子全集》、《许文正全集》、《胡文敬全集》、《倭文端公遗书》、《拙修集》、《理学宗传辨正》、《姚江学辨》、《汉学商兑》、《何文贞公遗书》。（注：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三。）方宗诚出资刊行的有刘琯的《大易阐微录》，曾国藩的《求阙斋文集》、方植之的《大意尊闻》、郑司直的《日知堂目录》、《许玉峰先生集》等（注：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三。）。莫友兰刻有《石氏中庸集解》、《张扬园先生集》等（注：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录》卷四。）。
    五、儒学的会通
    儒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内部产生出不同的派系，这些派系在几经兴衰交替之后，到清代道光年间只有汉学和宋学两大派。自清初以来，宋学和汉学呈对立之势，宋学斥汉学为“支离破碎”，汉学斥宋学“空疏无物”。汉宋之争，表面上是学术流派间的互争雄长，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地主阶级内部中哪一个学派更能有效地为封建统治效劳的争论。然而，鸦片战争失败后，在接踵而来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连续冲击下，不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面临的社会危机。一贯以“内圣外王”之道为本旨的儒家学说要继续发挥其统治功能，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以基督教面目出现的太平天国和英法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晚清统治及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儒学之冲击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由一味崇奉理学，转向汉宋兼采。
    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的湘军，在晚清内忧外患出现之前及至之初，对汉学极尽批判之能事。左宗棠猛烈抨击汉学“酿成今日犯上作乱之祸”（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第251页。），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的发生记在汉学的头上。曾国藩讥贬汉学“袭为一种破碎之学，…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2～223页。）方宗诚认为汉学“其流遂至于驳杂”（注：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三。）。
    然而，尽管宋学“卫道严而用心苦”（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四。），毕竟空疏无补时限，面临“名教之奇变”，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汉宋二家学者应消除成见，携手合作，共同对付方兴未艾的农民大起义，实需汉宋之兼容。曾国藩自我标榜“一宗宋儒”，自然不会再宗汉儒，但如今情况变了，同样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主体的两个经学学派，不能再同室操戈，互相轻薄了，于是他也就“不废汉学”，自称“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09页。）道光末年，正是金田起义之际，在农民革命的震慑下，为了“协力助剿”，需要“克己知众”，扫除门户之见，会通汉宋之学，以加强本阶级的团结。曾国藩不仅自己开始不废汉学，而且叮嘱自己的儿子，汉学的名目可以不称，但汉学的门径不可不知。方宗诚在与黄彭年的书信中认为：“吾人之学当以程朱为斗极，其余汉唐诸儒之传注笺疏于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实多有助于经学，为程朱之先导，自当择而取之。宋明以来诸儒之书，有补于程朱与其立异于程朱者，亦当择而观之，析是非而取其是。至于近世为汉学者，其中亦有可取”（注：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三。）。对此，黄彭年深以为是。左宗棠起初对汉学可谓深恶痛绝，后来对汉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湘军这个文化集团中，有的是由宗宋学转为汉宋兼采，而有的则由宗汉学转为汉宋兼采，如邹汉勋、俞樾等人。这个文化集团的形成与存在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湘军从社会风化的维系，到教育、图书出版业的建设，再到汉宋学的会通这三个层面来重建晚清社会的文化秩序，与湘军在军事上镇压了太平天国，在政治上为满清王朝延长了半个多世纪的封建统治相一致，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清王朝巩固了基础，使封建礼教对人们的精神思想继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禁锢和压制，这种文化上的反动与倒退，我们须对之加以批判，这是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有失当之处，即对传统儒学一概抛弃，因而湘军对儒学多层面的维护、恢复与建设，虽然其出发点是维护清朝统治，但这其中对传统文化精华的保护与流播不无裨益，这是我们应用历史分析方法看待湘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