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桥头堡”与“飞地”
    列强远涉重洋侵入中国，当然不是来领略东方风情，传播现代文明，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意图全然在于从中国攫取最大政治、经济利益，而租界就是列强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基地和桥头堡。以上海租界为例，到本世纪20～30年代，输入中国的外货，83%以上由上海上岸，租界内的外国人资产总额占外国在华企业投资额的1／3强，关内的外国银行业投资，79.2%集中在上海。与肆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相同时，列强以租界为据点干涉中国内政，许多关系中国命运的阴谋诡计在这里密谋策划，许多影响中国前途的肮脏交易在这里拍板成交，租界所在城市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一再受挫，往往和租界的罪恶勾当有不可脱卸的干系。在20～30年代中国人民收回租界的运动中，一本小册子一针见血地写道：“一到租界，就觉得辉煌华美，繁荣兴隆，物质建设的完备，外观的奢丽雄伟，足以使人羡美赞叹。但这一切不是帝国主义的血汗，也不是他们有意为我们谋幸福、享受。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脂膏，我们同胞的血肉，他们只是用我们的脂膏和血肉为他们自己谋幸福享受。这里是罪恶之薮，侵略之源，不过是人间地狱的活现。”〔17〕
    这一愤慨异常真实地揭示了租界的历史本相，表现了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然而，租界虽然作为殖民侵略的桥头堡，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同时又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封建主义中国的一块“飞地”，客观上具有扩散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功能。
    第一，民主观念的影响。
    西方侵入中国，奉行的是强权政治与不平等原则，其罪恶本质早已在众多的书籍和文章中得到深刻揭露。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西方虽然对中国和其他弱小民族不平等、不民主，但西方政治体制所体现的民主原则和现代性为中国传统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所无法企及，而这样一种制度从西方移植于租界内：租界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相对独立，互相制约。如上海租界内的权力机构是纳税人会议，凡居住于租界内，缴纳一定税额的外国人均为会员，租界的预算、决算、通过特征捐税、选举地产委员等，均由此会议决，此会并具有监督工部局的职能。工部局是以行政为主，兼有一定立法职能的机构，工部局董事实行选举制、任期制。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为司法机构，各机构在行使权力时，均实行会议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天津、汉口、青岛等地租界的情形亦大体如是。
    租界内实行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刺激。近代中国是在与世界长久隔绝后被动开放的，对西方所知极少，由于中西文化传统迥异，中国文字与欧洲文字又分属截然不同的两大文字系统，通过汉字传递的西方信息往往变形、失真。租界以真实、具体、直观的方式向近代中国人展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和运作过程，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富于感染力的。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示范机制。上海市民便于耳濡目染之中，仿效租界成立了具有强烈民主色彩的上海市民的自治组织南市马路工程局、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上海工商界亦参照租界的外国商会，成立了上海商务总会。这些从传统社会肌体中崛起的中古社会组织的异军，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有机成分。
    第二，近代物质文明扩散。
    近代物质文明的生长，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基础性环节。令人伤情的是，由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后发”性，中国社会最初的近代物质文明不是内生于前现代社会结构，而是来自于西方并与民族侵略历史地缠绕纠结着，而租界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一种扩散地的作用。
    近代建筑首先在租界出现和发展，其后逐渐向市区扩散，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至今仍可见当年以租界“洋房”为模板的近代建筑物。这些建筑物脱离以封闭幽深为特征的中古风范，追求明亮通风的居住环境与开朗的空间，其应用价值是现代的，色彩装饰、结构布局、建筑工艺所包藏的美学意味也具现代意味。
    “租界均有电灯，英界尤多，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异白昼，颇便行人。”〔18〕租界内外的中国居民最初以为以电灯照明“将遭雷击”，一时“人心汹汹，不可抑制”。上海道邵友濂甚至下令“查明中国商人点用者共有几家”，“按户知照，禁止电灯，以免不测”。寝久人们渐悟电灯的优越，遂争相使用电灯照明，“戏园、酒馆、烟室、茗寮，更无不皎洁当空，清光璀璨”〔19〕。有人赋诗描述夜上海的情景说：“申江今作不夜城，管弦达旦喧歌声，华堂琼筵照夜乐，不须烧烛红妆明。”〔20〕
    光绪六年（1880）上海租界创设自来水公司，此为中国饮用自来水之始。但“当时风气未开，华人用者甚鲜。甚至谓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公司组织人力免费向城内“各水馆茶馆”推荐。至光绪廿三年《商务报》已报道说：“自来水之有益于居民，知者甚多。”
    电话传入中国，同样首先是从租界开始。光绪八年（1882），由大北公司上海站建立的第一个电话交换所在上海租界内开放通话。之后，德国在青岛、汉口、烟台等地安装了电话，丹麦人在天津租界也安装了电话。自此电话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
    以租界为中心的舶来洋物的扩散，亦在不知不觉中改造着中国人的日行起居：“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铁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与纸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备之；光绪乙未，丙申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输入品。”“夜间取光，农家用篝（俗称油盏），城镇用陶制灯檠，家稍裕者，则用瓷制或钢锡制者，有婚丧事，则燃烛，光绪中叶后，多燃煤油灯，而灯檠遂归淘汰。”“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有用高丽布者已为特殊，其布仿于高丽，质厚耐久。白毛巾盛行，即下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诟，曩日皆用本地所产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箱箧之类，乡间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则用皮制者，……光宣之间，西式提箱仿造于沪地，于是旅客多购用之。窗格旧用蛎壳，亦有以纸糊者；光绪中叶以后，则多用玻璃矣。”〔21〕
    洋货的流行是一个十分容易激起民族情感的话题，由此产生的愤慨往往掩盖了如下历史事实：首先，洋货所表现的近代物质文明虽自西来却非西方专利，它在本质上具有全人类性亦即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因此，它在中国的扩展决不是什么“西化”、“洋化”，而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有机内容。其次，洋货与土货在中国人生活中地位的交替，其本质是中古物质文明向近代物质文明过渡、演进。这一过程虽然饱含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呻吟和悲呼，却是充满生机和朝气的。一位名叫胡祥翰的民国时人感悟其间若干道理并形诸文字：“优胜败劣，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22〕
    而在这无情的淘汰中分明可以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最后，物质文明的扩展并非仅仅在物质生活层面上产生影响，与它绾结一体的精神性的东西、观念性的东西，也要发挥作用，激发联想，其效应因此是整体性的。由如上三点去观看租界扩展近代物质文明的作用，必然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和感悟。
    第三，文明礼俗的扩散。
    点滴西礼初为中国人所闻大约在明清之际，其介绍者为翩翩来华的耶稣会士。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出访官员与留学生纷纷著文介绍在欧美的所见所闻，新来的传教士也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介绍，中国人对西方礼俗有了更多的了解。而租界内西人的婚丧嫁娶、待人接客则使中国人对西礼西俗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中国礼俗与西方礼俗是中西两大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其间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但这一总体性的判断并不排除如下事实：由于中国长期浸润于封建主义的文化氛围，其礼俗带有更多落后成分，包天笑曾不无嘲讽地描写晚清北方的屈膝请安说：“谈起请安，在北方，子弟见尊长，仆役见主人，下属见上司，都要请安。他们做官的人，很讲究此道，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做大官的人要学会一种旋转式的请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处地方，有许多比你低级的，环绕着向你请安，你要环绕着回礼，这种请安，名之曰‘环安’。你要弄得不好，踏着自己的袍子，一个失错，向前跌冲，那就要失态了。还有所谓请双安的。屈双膝，身体一俯，也要讲究姿势，满州妇女优为之，从前的宦官人家都要讲求那种礼节。”〔23〕
    这样一类礼俗当然充满了丑陋和愚昧，是现代化进程必须淘汰的历史内容，而西方因为率先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礼俗多受现代观念的洗礼，具有更多的文明成分。这部分内容影响中国社会，造成中国传统礼俗的弛废和剥落。有关史料记载说：“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明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新郎新娘则交换饰物、相对鞠躬、继谢证婚人、介绍人各三鞠躬，并行谒见主婚人及双方族人之礼；全体退席后，开茶点、筵宴〔24〕。“光、宣间，有所谓追悼会者出焉。会必择广场，一切陈设或较设奠为简，来宾或可不致赠礼。”会议程序，简单的为摇铃开会，报告开会宗旨，宣读祭文和悼词，行三鞠躬礼，述行状，演说，家属以鞠躬礼答谢来宾，奏哀乐、散会；较隆重的，也不过增加献花果、唱追悼歌等项内容而已〔25〕。
    清末民初之际，这一类因西方影响而变俗变礼的现象是多见的，治风俗史者甚至有“婚丧失据”之叹。这种“失据”实际上体现的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文化的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