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象征黑暗与庇护光明
    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充满污浊与黑暗。这里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大交易所，也是阻挡中国革命进程的最重要的反对堡垒之一。这里烟馆、赌场、妓院比比皆是，红头河三逞凶、安南巡捕作恶，是当时报刊屡屡披露的新闻。“这里是罪恶之薮，侵略之源，不过是人间地狱的活现。”
    但是，租界在充分体现殖民者的野蛮、贪婪和反动性的同时，又因实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呈现出一种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特殊格局。
    租界的特殊首先表现于它确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并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便利和保护。这正是租界外民族资产阶级亟求而无法获得的环境。他们因此纷纷把资本转向租界。上海的民族资本便主要集中在租界和受租界统治的越界筑路地段，由此造成了全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区域。从这一意义上说，租界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块重要空间。
    租界的特殊性还在于，租界当局虽然在租界内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但对于不触及殖民者直接利益的言论和行为，一般不加干涉。这样一种特殊格局，使租界无形中成为现代化推进者出击或保护自身的一块阵地。戊戌期间蓬勃兴起的报业便得租界庇护非浅。大凡依托租界、洋商的报馆，清吏虽虎视耽耽，但投鼠忌器，“不能兴文字之狱”〔26〕。后来人与西人评论说：清末上海报业发达的最大原因，“则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27〕，近代中国报纸的历史是与外人的治外法权的特权享受有密接之关系，仅于此种特权保持之下，与在此种自治的外侨居留地内，中国的报纸方能成为现在的中国的社会生活里的一种要素”〔28〕。与此同时，章炳麟、刘光汉、于佑任、蔡元培等人利用租界不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政治格局，逃避清廷迫害，出版进步报刊，发表爱国、民主的言论，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尊心》一文中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安静的地方。中共机关也在很长时间里设在租界或租界边缘。“孤岛”时期，共产党人利用租界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资本论》等一批书籍，在中国知识层中激起层层反响。鲁迅本人对租界批评甚多，但每遇反对当局的迫害，鲁迅多至租界或越界筑路的“半租界”避难，其杂文集“且介亭”的“且介”二字便是取“租界”二字之半而寓“半租界”之意。
    作为西方世界在中国的飞地，世界文化名人杜威、罗素、萧伯纳、爱因斯坦、卓别麟等人都曾到上海租界逗留。租界内的教会学校在进行殖民教育的同时也传授新鲜思想和新鲜知识。租界内的西人报刊一面鼓吹殖民言论，又一面报道外部世界的消息，其间不乏议会选举、总统易人、妇女平等充满现代意味的内容。这些因素汇集一气，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的意义是积极的。
    租界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重性作用，显示了历史的错综与复杂：罪恶的事物里可能含有不罪恶的成分，神圣的事物里可能含有不神圣的内容，而这一切，都有待于人们去认真对待。当然，租界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在变了形的社会形态下实现的，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列强。
    注释：
    〔1〕上海史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4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德）施生克尔：《19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1页。 三联书店，1963年版。
    〔3〕《汉浒金石小记·汉口竹枝词·一梦绿》合刊。 武汉益善书局印行，1933年8月。
    〔4〕〔5〕〔6〕〔7〕〔9〕《申报》，同治11年6月15日、9 月25日、10月8日、6月15日、12年3月23日。
    〔8〕黄杼材：《沪游脞记》。
    〔10〕《前洋泾竹枝词》。见《申报》，同治11年5月8日。
    〔11〕《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12〕《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51页、第5卷，第17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论上海》，《上海县续志》卷30。
    〔14〕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4～5页。
    〔15〕《论中国宣讲求洁净地面之政》，转自《新学界丛编》癸卯年卷1下。
    〔16〕《申报》，同治12年3月23日。
    〔17〕《收回租界运动》，1929年10月印。
    〔18〕《上海乡土志》第146页，电灯。
    〔19〕〔20〕《洋务运动》（八）第346、346页。
    〔21〕《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 转自《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第343～3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2〕民国《上海小志》杂记。
    〔23〕包笑天：《钏影楼回忆录》第291页。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
    〔24〕〔25〕徐珂：《清类钞》第5册，第1987、3544页。 中华书局，1984年版。
    〔26〕《论中国官吏禁报事》，《知新报》第116册，1900年3月31日。
    〔27〕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
    〔28〕A·M·kotenev：《上海市政与华人》第72页。 转自胡道静：《上海的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