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从广州移设上海，固然是清廷为阻止执意进京的西方人而不得已采取的又一“羁縻”手段，但它客观上也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末上海在中国对外贸关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据史料记载，当时上海的外侨已从开埠初期的25人增加到400多人， 超过了广州；〔37〕上海的外贸关税银收入也从开埠初期的17万两猛升至 180万两，跃居五口之首。〔38〕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不仅在黄浦滩头辟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租界，而且在广州外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日益把这座东南滨海县城视作他们与清政府交涉的重要之地。因此， 1859年2月，奉命兼任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在《胪陈办理通商机宜折》中这样写道：
    “上海为各夷聚集之所，应办事宜皆在上海，而夷性褊急，凡有照复事件，俱限以时刻。钦差大臣驻扎处所，若相离上海稍远，文报往还设有迟误，已多饶舌。而事未身亲目击，倘措置稍失其宜，即生枝节。故臣前有钦差大臣驻扎上海之议。”〔39〕
    然而，也正鉴于此，这位主张将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移设上海的封疆大吏不避“饰词推诿”之嫌，反对由两江总督兼任此职，认为：
    “两江总督驻扎江宁省城（即今南京--引者），今因城池未复，暂驻常州为后路策应，筹济饷需，弹压地方，一俟克复省城，即须前赴江宁办理善后，势不能时赴上海。设该夷酋借口有事，与钦差大臣面议，径来臣所驻之处，或遣夷官仆仆往来，骇人耳目，似多窒碍。且该夷近来蔑视督抚，倘因不能如其所请，仍欲进京与大学士尚书面议，巡抚系同官一省之人，虽出排解亦属无益。”〔40〕他主张：“将办理通商之钦差大臣由京简放，即在上海设立公寓，议给养廉，专司其事，以崇体制。倘有彼此龃龉之处，于督抚二人中酌量一人飞棹前往，为之设法排解，庶可日久相安。”〔41〕
    然而，昧于大势的清廷旨趣全不在此，认为：“前因广东距京窎远，夷情不能遽达，致令借端生事，欲赴天津，是以移钦差大臣于上海，并知何桂清才力能副斯任，援两广总督之例，授为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宜。兹据奏请简派专员，驻扎上海，议给养廉，以崇体制。至总督距上海较远，事来亲身目击，恐措置失宜，并恐该夷遣人往来，似多窒碍等语。从前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遇有各国议事，先派员接见，原非事事与总督面议。叶名琛并不派员接见，相视太轻，而又不设备，故尔酿成此变。如果操纵得宜，亦不至蔑视督抚。况总督为地方大吏，足资弹压，若另设钦差，以京中大员任之，恐遇事呼应不灵。现在抚局尚未大定，所有应办各事宜，俟互换和约后，朕当再行详谕该督钦遵办理可也。”〔42〕于是，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一职终为两江总督所兼。
    但是，清廷的一片苦心并未能阻止住西方人进京的决心。 1859年3月7日，当法国专使葛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 接到桂良等人照会，称嗣后各国通商事宜统归上海办理时，马上照复表示：“惟贵大臣未将归上海办理缘由声明。在本大臣尚未指实在何处所办理，何期贵大臣预为先定？其应在何处办理，惟本国与大英国方能准定，兹不具论，俟五月下旬本大臣赴京交换在天津议定章程，然后再议。”〔43〕于是，双方终于在公使入京问题上再次爆发武装冲突。
    1860年8月，英法联军再度攻陷大沽，进占天津。同年10月， 联军兵临北京，迫使清政府无条件接受包括公使驻京条款在内的《天津条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长达4 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才宣告结束。但是，作为清政府试图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产物，五口通商大臣一职却从此移设上海，成了两江总督例兼的职务。
    1861年1月，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增多， 清政府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时，又分设大臣管理南北方口岸，五口通商大臣遂成为办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虽仍用旧称，但实即“南洋通商大臣”，简称“南洋大臣”，也称“上海钦差大臣”。〔44〕它列于总理衙门之下，但无直接隶属关系，只是所办事项按例皆由总理衙门承转。
    注释：
    〔1〕〔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0页。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1-12页。
    〔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21-222页。
    〔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19-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