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在养民的立论基础和思想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对孙中山来说，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14〕，而这正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视角和逻辑起点。就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是历代儒家思想家视为社会经济活动乃至国家政治运作的基本价值取向，主张政府和政治家首先应谋求普通民众的丰衣足食，在这个意义上“安民则惠，黎民怀之”〔15〕。所以，使大多数人免受饥寒，也就一直是孙中山思想的基础。他明确地说“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的”〔16〕。
    早在孙中山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时，就以民生为本位。1894年曾上书李鸿章，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孙中山和历代儒家相同，强调“以农为本”。所谓地能尽其利，就在于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体现为垦荒田、修水利、平水患和使用现代科技，如农学、机器以收地利。除此之外，为裕财源，还要开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大兴商务。孙中山相信，唯有如此，以中国之人民材力，步武泰西，参行西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17〕。当孙中山成为一个革命者时，也将纾解民困置于革命事业的首位。在《民报发刊词》中他特别强调：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其后也”〔18〕。清政府推翻之后，孙中山又以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民权两主义俱已达到，指出“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19〕。
    为使自己的民生主义不致成为空话，孙中山还制定了详尽的经济发展计划。如著于1919年的《建国方略》，涉及的范围有港口建设、内河大江运输体系、铁路建设、蒙古新疆的发展、铁矿和钢铁厂、服装工业、居室工业、教育等各个方面。目的是要满足全国人民的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20〕。这一思路正与儒家经济伦理相吻合，先贤们向来认为养民之政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即水、火、金、木、土。只有当这些物质资源被充分开掘和利用时，方有正德、利用、厚生“三事”的允洽，也就是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够享受”〔21〕，而不仅仅是国家富强。
    但就儒家经济伦理的思想逻辑来看，社会经济活动又在于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正如孔子所言：“丘也闻有国有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平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2〕。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一理念并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其根本要旨却在于不断提示政治家们要以普通人民为社会的主体，最大可能地抑制分配层面上的社会不公，从而避免社会震荡和动乱。作为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贫富不均与他的平等思想水火不相容，因而也就是其殚思尽虑的关键所在〔23〕。即民生是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大问题为燃眉之急，注意的人不多，然欧美贫富之间悬殊日趋严重，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极易爆发人民革命。他认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因此“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24〕。问题是，孙中山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作为其民生主义转换为现实社会实践的路径，反对以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是否真如此后一些反共人士和现在某些台湾的“国父思想”研究所言，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而发？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笔者看来，孙中山所说实行民生主义，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这一方面是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误解，因为阶级斗争并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认为世界各国情形不同，资本发达的程度不同，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因为中国今日患贫，不患不均。
    尤其是，孙中山这一思想还直接来自儒家思想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对历史发展的法则，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斗争，而是互助。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25〕。虽然，俄国社会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完成于1902年，其中也谈到人类社会、氏族、部族的组织及其风俗习惯与制度都是建立在人类互助的基础之上，并以此反驳那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把达尔文生物进化的生存竞争原则应用到历史社会上去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孙中山早在1912年8 月对北京学界讲演《学生应主张社会道德》中，就以另一条思路明确表示，不同意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优胜劣败之说，主张用以有余而补不足的学说重建社会道德。就如《诗经·大雅》中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指出人们秉执的常性，都是美德。孟子则更为明确地论证每一个人都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26〕。在此之上，儒家又有博施于人而济于众的一整套社会伦理道德。孙中山从人性之善，而不是人性之恶，演化出关于社会进化的理论。认定社会进化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的调和，非因大多数经济利益的冲突所致。大多数经济利益的调和，“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27〕。所以，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日见激烈，资本家在中国却寥若晨星，仅见于通商口岸，进而提出“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