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西文化的融汇贯通和创造性转换
    近代中国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十分激烈的时期，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怎样汲取西方思想，始终是近代中国一个极为棘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孙中山作为政治家，虽未卷入他那个时代主要由一批文化人展开的思想讨论，但在实践的层面上却能“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审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43〕，从而在民生主义思想的建构及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显示出其一代伟人的视野和胸襟。
    从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孙中山所以没有拘泥于一种单向度的恪守和吸纳，很大程度因为他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难艰。“弱冠负笈于外洋，洞悉西欧政教，近世科学，靡不博览研求。”〔44〕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他说自己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无时不往复于胸中；同时于西学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穷其一矣。”〔45〕也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具体现实以及西方近代学说发展的趋势，有一较为明确的认识，针对国人自卑的文化心理，孙中山说：我们中国四万万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针对国人唯洋是尚的心态，孙中山又说：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如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几千年了。”〔46〕在孙中山看来，欧洲驾乎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而完全是物质文明。所以，学习西方应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47〕
    重要的是，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精神资源进行了某些重新阐释，从而使其民生主义更具时代和历史的特征。孙中山说，穷本极源，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还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48〕具体地说来，孙中山认为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为外国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将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至平天下止。虽然孙中山认为，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应该要保存的。但他认为传统中国文化是将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置于道德的范围，他则是要将之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为适当。孙中山说：“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失去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明其妙的。”〔49〕
    如将传统“知易行难说”反其道为“知难行易”，孙中山将儒家这一思想置于知识的层面，正是要凸显其价值的导向和实践的意义，目的在于使他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致再蹈中国历次农民革命之覆辙，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有一更高的道德追求。他说，凡人类皆有其主义。以发财而论，则人人皆欲之，我党之救人，亦属发财主义，但常人则欲个人发财，我党则欲人人发财而已。“古代草莽英雄，出而革命，乃化家为国之革命，我党则不然，乃根本民意而革命，实为化国为家之革命。”〔50〕尤其是注意到这种道德的基本点是“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之内，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们的责任。”〔51〕正如孟子所言：“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之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52〕。这一转换也就不能单纯视为只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盲目承接，或者说是现实功用层面上的吸收、利用和改造，而是对其精神和思想的创造性转换和扩展。因为在传统中国，这一道德训诫推演为最终的政治实践，只是对统治者个人的道德约束，就象孟子与梁惠王大讲“义利之辨”，强调“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不过是要求统治者不以个人之私利而坏天下之公利，推己及人，推恩天下。与之不同的是，孙中山却将其与西方近代民主理念结合在一起，既是工具理性，又是价值理性，不仅在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即设立一整套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提升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和勇气；同时也还在于全社会每一个人道德的完善和社会伦理价值的重建。所以，孙中山于中西文化的引进和继承，与其说是为有效地进行一时一地的政治革命，毋宁说是旨在彻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为儒学代代相承的永恒道德理想。
    注释：
    〔1〕〔2〕《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6 页；上卷，第7页。
    〔3〕《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4〕《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90页。
    〔5〕〔9〕〔11〕《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1、338、78页。
    〔6〕〔7〕〔8〕〔10〕〔12〕〔13〕〔14〕〔16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95、669、673、669、471、788、805、822页。
    〔15〕《古文尚书·皋陶谟》。
    〔17〕〔19〕〔23〕〔24〕《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84、78、76页。
    〔1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20〕〔21〕《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69、822页。
    〔22〕《论语·季氏》。
    〔25〕《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6页。
    〔26〕参见《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27〕〔30〕〔31〕〔32〕《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79、875 、 502、791页。
    〔28〕〔33〕〔34〕《孙中山选集》上卷，第338、79、68页。
    〔2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7页。
    〔3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2页。
    〔36〕〔38〕〔39〕〔45〕《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3、84、 438、636页。
    〔37〕〔40〕〔41〕〔42〕《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5、551、 551、660页。
    〔43〕《中国国民党宣言》。
    〔44〕《国父年谱》，第68页。
    〔46〕〔47〕《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36页。
    〔48〕〔49〕〔50〕〔51〕《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36、653 、 489、503页。
    〔52〕《孟子·离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