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同世界的精神指向和道德理想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提出革命理念的政治家，现实政治斗争始终是孙中山关注的重心。在同时代的改革志士中，虽有人主张改造中国须从根本，如教育、实业，或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着手，但孙中山却认为首先是要进行政治革命。在他看来，昏昧腐朽的清朝反动统治，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有实效的变革，“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29〕。民国成立以后，反对袁世凯及军阀的国内革命战争，也一直被他视为“实行三民主义之第一步”。尽管如此，从现实政治功用考虑，民生主义被一般民众理解为“革命成功，我们大家有平米吃”〔31〕，似乎更容易进行革命宣传，有利于动员和组织民众，但在孙中山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这一思想却是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而不是现实斗争的工具，这就更体现出儒家经济伦理基本的精神指向。
    儒家经济伦理认为“养民”只是政府或政治家先应实现的施政原则，而非为一个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或终极目标。儒家先哲认为，一个健全美好的社会，除了普通的人民有充裕的衣食，还应有善良之品性与和谐的社会交往关系。对于孙中山来说，民生主义关系到文明的发达、经济的组织改良和道德进步，是一切社会活动中的原动力。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32〕由此出发，政治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族主义，是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民权主义，是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民生主义，是不愿少数富人专制。孙中山说；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不是其本意，只有“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33〕。
    所以，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提出“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34〕。据说，在当时东京赤阪区桧町内田良平宅中开会讨论这一纲领时，有人对“平均地权”并不十分理解，孙中山进行解释的依据就是要谋人民全体之福利，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35〕。尽管如此，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仍被大多数革命党人视为空洞理想，辛亥革命之后，党内即有人起而反对民生主义。理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欧美文明国家中尚不能行，而况于中国乎？且眼前的中国急需发展民族经济，在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岂能不依赖外国资本和私人资金。孙中山进而解释道：他的民生主义非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家。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至于那些主张中国必须经过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在孙中山看来就如共和之先必经君主立宪之一级，“是不待辨而自明者也”〔36〕。
    与之相应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孙中山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即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而且也包括所有国家事务，即一切社会生活，都可以共，这也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37〕。这是因为孙中山相信，富强与文明并不能划等号。他说：同时代的很多改革志士改造中国的理想，不过想将中国发展成一个极强大的国家，以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其实不然。今日最富强的莫过于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了。在孙中山看来，文明的定义是民主共和，同时也包括贫富不能过于悬殊〔38〕。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孙中山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惟俄国为新式。所谓新式的定义就是以道德和文化为本位，如俄国能够“化国为家，人人当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同心协力”〔39〕。1924年2月23日， 他在对湘军的演说中指出英美社会还有贫富阶级，而俄国普通人民从小受到免费教育。穷人的孩子，国家为之代谋，成人后有田可耕，有工可做，年纪老了的时候，又有国家发给的养老费，全国就象一个大公司，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孙中山说：“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40〕。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有一明确的道德关怀和文化理想。1924年4月在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演说中孙中山说， 国家建设好了，有很多税收，就可作为教育经费，办平民学校，不收学费〔41〕。甚至还说，在今日我民族未发达之先，就应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昌盛的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要把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这其中最根本的，还是孙中山欲“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责任”〔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