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章深入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动力和阻力。有的文章探讨了清末学制变革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认为清末新学制的颁布，加速了封建教育的崩溃和近代教育的生长，推动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为清王朝自身培养了更多的掘墓人。有的文章充分肯定了神秘观念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功能，同时也指出了它的负作用，表现在它被统治阶级作为挽救灭亡的工具，迷惑了转型主体者的头脑，妨碍了现代化的实施。有的文章通过对近代中国饮食生活演变的文化解析，认为西方饮食文化大量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也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内容和中国人的饮食生活。有的文章以“地方自治”为参照点，论述了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认为它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选择。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阶梯。还有的文章透过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分析了专制惰性对社会转型的阻力，认为在清末社会转型中，政治法律的变化，相对快于思想文化的变化。清政府未能与时俱进，自觉地从速改变自己的决策思想、行政立法，结果为专制惰性所累，无法从改革中摆脱覆亡之命运。
    直接的动力和阻力往往来自历史活动的主体，因此有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历史人物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活动。有的文章充分肯定了张之洞在武汉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指出张之洞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建立以国家资本企业为主体的近代机器工业体系；建立以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为核心的近代教育体系；建立以堤、路、水、电为重点的近代市政体系；建立夏口厅，从改变行政区划着手，为武汉的发展创造条件。有的文章以张之洞与湖北报刊的兴衰为题，探讨了张之洞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认为张之洞的官报事业企望用资本主义的学术、政术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这是有违历史的发展而无法实现的。可是，他大张旗鼓地推行新学新法，大造舆论以启迪民智，却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有的学者以两部《劝学篇》为中心，对福泽谕吉与张之洞的文化观进行了比较，认为福泽是“全盘西化”论者，属于民族自卑的虚无主义；张则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将国家引向近代化道路的文化观方面的反传统与维护传统，他们给各自国家带来的后果是不相同的。还有的文章论述了严复对近代文化转型的作用，即推动传统人文精神向近代人文精神的转轨，传统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转轨，以及严氏话语系统促使近代文化载体的转轨。
    二、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社会转型必然促使文化变迁，反过来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先导与催化剂，因此，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始终是会议的热门话题。有的文章探讨了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认为在传统社会结构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受西潮冲击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思想权势发生转移，同时伴生着社会权势的转移，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代之而起的是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知识分子不同于四民之首的士，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道统与政统已出现某种程度的疏离，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有的文章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动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深刻影响--传统人文精神的抛弃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孕育，其一，超越几千年的封闭和内求，开始以整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国家的兴亡；其二，摒弃以祖宗成法、圣人经典来衡量得失是非的传统，崇尚和参与社会的变革创新；其三，倡导平等和民主；最后是从近代科学所提供的思想材料、思维方法、到融合个人需求、个人利益与社会道义的新的价值观念。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走向及其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的文章认为传统文化的变迁一旦发生，其功能便开始分解：一部分贯通变易主义的内容，直接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因素；一部分与现代化异质的内容，经现代化精英的改造也转化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另一部分价值密度较高的内容，则形成抵御现代化进程的强韧防线。有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进入近代以后，不仅很快完成了向近现代的转化，而且很快得到了改造和升华。这些民族主义思想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历史事件或社会思潮的动力。有的文章以清末民初孔教会的流产为线索，具体分析了近代中国人在对待传统道德时的两难处境，这种两难处境最终导致了反传统，反传统导致了道德失范，而道德失范则又导致了中国政治现代化因失去适当的行为标准而归于失败。
    近代中国人对社会转型理论的探索及其实践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若干启迪和借鉴。有的文章论述了梁启超对社会转型理论的研究，认为梁启超对中国过渡时代特点的分析，对中国国情逐步深入的认识，不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有独到之处。有的文章在肯定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伟大创造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它的理论与实践的误区，认为民族主义中的前期革命排满论与后期的民族独立问题，如果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这一漫长的道路上来考察，那么就不免流露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孤立主义倾向。革命程序论和五权分立的主张，与其说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不如说是他基于中国所谓特殊国情而作出的修正，是现代民主理论思想史上的一种倒退。民生主义希望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又不希望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因而其愿望虽然善良，其本质则没有跳出一厢情愿的中体西用模式。有的文章对“中体西用”模式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中体西用的内涵有学术文化与政治文化之分。在学术文化层面，“中体西用”强调的是弘扬儒学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在政治文化层面，则强调“ｌ三纲”为核心的传统礼教。因学术与政治的不可分，人们在反对传统礼教的同时，连儒学的学术传统也一并抛弃，同样，人们在维护儒学的学术传统时，又不自觉地维护了传统礼教，于是，自“中体西用”提出来以后的中西文化论战，始终摆脱不了这一“怪圈”。
    近年来，城市文化的研究异军突起，在文化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有的文章探讨了城市文化的多重路径，认为近代城市文化的产生、形成呈现出多线条、多角度交叉发展态势，一是欧风东渐对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带动，二是传统城市文化的都市迁徙。有的文章认为近代城市文化变动的总趋势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其特征体现为求变求新、世俗化与社会化、多元化与多层次化。有的文章以上海为例，认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融介所显示的转型社会的二元势差结构形成了商业化、多元化、通俗化与大众化的特点。还有的文章论述了近代广州城市文化的铸成及其初步发展，认为在民国初年已经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广州城市文化：由新型重商观念和消费观念所构成的商业文化；以机器生产为特征、有新型工人阶级和企业家参与的工业文化；以新型消费和享乐观所构成的市井文化；以新型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探索人生发展道路，探索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精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