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转型时期的新文化，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人类文明的未来不是哪一种文明取代哪一种文明这样非此即彼的轮回，而是人类共同创造一种集各种文明之长而又避各种文明之短的新文明，关键是要有多边、全面和平等的开放。有的学者从文化演变的深层构架上探讨了价值观念的调适，认为形成并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为大众接受的，对商品经济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具有抑制、清理作用的价值观念，特别是终极价值观念，将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也是文化正向演进的一个推动力。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精英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资源，不仅在“用”的层面（企业管理），而且在“体”的层面（安身立命）都是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不容轻视。如何扬弃民族的精神资源，是文化重建的重大课题。
    三、教会大学与中国文化变迁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过程中，曾经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次会议收到了多篇探讨教会大学史的论文。有的学者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从宏观上全面地考察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为什么在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出现教会大学并一度获得发展呢？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先进科技而又缺乏现代教育制度，为教会学校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贝德士与中国教会大学的多数传教士教育家们都或多或少在思想上倾向于教会大学应该为社会服务（Serve the Society），当然，他们并没有放弃“为上帝服务（Serve God）”的办学宗旨。 但是“为上帝服务和为社会服务”是一种两难抉择，因为教会大学的世俗化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趋向， 而世俗化并未带来更多的基督化， Serve theSociety终于逐渐超越Serve God，甚至由手段提升为目的，世俗化日益明显，这一过程带来了教学水平、学术品质的提高，密切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为学校发展赢得了社会与政府更多的支持。20年代以后，由于许多基督徒与一些教会的推动，和政府政策的强力导向，教会大学日趋本土化。本土化强化了世俗化乃至政治化，而中国的政治化又常常导向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正是这种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挑战，导致了教会大学始料未及的结局。虽然如此，教会大学仍然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作者对教会大学的产生、特征、结局及其历史作用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教会大学史提供了若干基点。
    有文章从晚清社会转型期教育需求的角度，具体探讨了教会大学产生的因素。文章指出，晚清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国际交往，要求教育走向国际化；新型经济的产生以及生产领域的扩大，要求教育实现专业化；社会主体的流动以及社会特征的改变，要求教育渐趋普及化。但是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不同步于其时的社会而且显得相当的缓重和滞后，故而让教会学校乘间获得了形成与发展的机遇与条件。有学者从华中大学个案分析的角度，揭示了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作者认为，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首先来自其创办者--各基督教差会的国际化背景，其次还不仅体现在其历史起源、董事会构成及办学目标上，而且具体表现在其财产、经费、师资等“硬件”的组合构成上，同时，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还升华、表现为一种开放性的文化氛围，正是这种比较开放的文化氛围，使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传播的“载体”，又成为中西文化会合、交流的“助推器”。
    与会代表都认为应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估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过去将教会大学斥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是一种无视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中的促进作用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有的文章从总体上分析了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指出，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科学教育体制的模板，教会女子大学成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教会大学为中国的社会教育，提高民众水平作出了贡献。更多代表透过对教会大学的个案分析，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它们的历史作用，有的文章认为东吴法学院系统全面的法学教育，既为学生提供了有关近代法学体系的知识，同时也为一些新法的制订和完善提供了研讨机会，培养了一批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法学专门人才。有的文章指出，湘雅医学院培养了一批拔尖的专业人才，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有的代表以辅仁大学为例，撰文指出教会大学在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学术化--国学方面作出了特别的贡献。还有的代表对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合作作了详细考察，认为这种合作推进了齐大国学教育与研究走出传统迈向近代化。
    教会大学对促进近代中国妇女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对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教会女子大学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三四十年代，教会大学培养了占全国女大学生总数的30％左右的学生，他们的成长过程，实际上也揭示了中国教会学校在促进中国妇女走向社会、走向文明、走向进步中所起的客观历史作用。
    社会转型是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因此，对社会转型的研究，还有赖于社会科学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共同努力。这次由史学界发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出现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建筑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他们所提供的论文不仅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而且也丰富了社会转型史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史学界要在吸取其它学科研究成果与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加强实证研究、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让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转型的动力与阻力究竟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转型的研究推向深入，并为时下的经济转型提供若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