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孙中山关心的问题之一，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关于他的人口思想，却少有人述论。因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作一些探讨。
    一、忧虑中国“生齿日繁”，人口过剩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虽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思想，但主张减少人口或增加人口始终是议题之一。孙中山在人口问题上，也同样离不开这个问题。早在甲午战争前，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已经提出中国有“人满之患”。他说：“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由斯而往，其势必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安能无忧。”（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1、88、11、327、254、11、560、568页。）辛亥革命后，他一再提到人口过剩问题，1912年6月25日他在《在上海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中，就明确地说：“生齿之繁，至吾国而极矣。”“即兴矿务，尚有工不应人之虞，农产无可加辟，早有食不应工之患。”（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4、513、494、532、322、383、385页。）在《建国方略》中他又说：“我国人口四万万，除老少而外，能工作者，不过二万万人，然因工业不发达，虽能工作亦无工可作，流为游手好闲，而寄食于人者，或一半之；如是有工可作者，不过一万万人耳。此一万万人之中，又不尽作生利之工，而半为消耗之业，其为生产事业者，实不过五千万人而已。”“此国之所以贫，尚过于韩愈所云：‘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且盗也’。”（注：同上，第6卷，第226、255页。）直到20年代初，他在讲演中，仍然不断提到这个问题。例如，他在1923年12月9日《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说：“吾党以华侨为多，试问何以有华侨？则因内地生活不足，乃谋生活于海外。就香港出口计之，前二十年每年往南洋者，多至四五十万人。现在必有加无减。”（注：同上，第8卷，第504页。）
    由上可见，在孙中山的人口思想中，忧虑中国“生齿日繁”，人口过剩，是一贯的。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一向认为中国人口过多，有“人满之患”的孙中山，到了后来却突然提出中国的人口不但增加得太慢，而且迅速减少，发展下去有亡国灭种的危险。1924年他在广州讲演《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时说：“我们现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来比较一比较。近百年之内，在美国增加十倍，日本也增加三倍，俄国是四倍，德国是两倍半，法国是四分之一。”“用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的人口来比较，我觉得毛骨耸然！”“到了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要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注：同上，第9卷，第194、188、208、196页。）
    一方面认为中国有“人满之患”，一方面又觉得中国的人口增长得缓慢，更害怕人口的减少，这显然是十分矛盾的。孙中山在人口思想上所以出现这种矛盾现象，首先与中国缺乏对人口的精确统计，使他轻信某些外国人关于中国人口减少的所谓调查有关。这一情况，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9日《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中曾有所说明。（注：同上，第11卷，第335页。）
    其次，则是孙中山所说的列强人口的迅速增加并非一个国家里的人口自然繁殖，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即美国人口的迅速增加，主要是欧洲移民的大量流入，其他列强人口的快速增长，则是由于它们实行殖民政策，占领了大量的殖民地的结果。因此，孙中山在这次讲演中，一反过去一贯认为中国存在着过多人口的看法，并非是在严格科学论证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它既未成为孙中山人口思想中的主体思想，也未成为孙中山制定人口政策的根据。
    再次，孙中山在这次讲演中认为中国人口增长太慢，忧虑人口锐减，将来被人口成倍增长的列强挟其优势的人口所吞并、灭亡，是从长远的未来所作的推论，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人口相对过剩的事实。因此应该说，忧虑中国“生齿日繁”，人口过剩，是孙中山在人口问题上的基本思想。
    二、中国“人满之患”的根源是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把贫困、饥馑和农民起义，归咎于“人满之患”，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不过，当甲午战后，孙中山放弃对清廷的幻想，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后，就放弃了这种观点。他在1895年2月发布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说：“堂堂华国，不齿于列强；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括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1、88、11、327、254、11、560、568页。）这里，孙中山已不再把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归咎于“人满之患”，而是归结为清廷的腐朽统治了。同时，“四百兆苍生之众”已不是作为“人满之患”，而是作为可以“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的宝贵的人力资源。其后，孙中山在其他论著中，还一再强调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建设独立富强国家的有利条件。他在1897年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民所遭受的饥荒、水患、疫病、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这四种巨大的长久苦难的原因，“既不可指责是由于人口过多，也不可说成是自然原因所引起的任何粮食恐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无限榨取人民的结果。”“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一个贤良的政府”，要“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1、88、11、327、254、11、560、568页。）在这以后，随着认识的加深，孙中山除了继续指出清廷极端腐败的统治，是造成中国人民种种苦难和严重的人口问题的根源之外，还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同样是使中国是现在“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最低地位”的根源。（注：同上，第9卷，第194、188、208、196页。）他列举了帝国主义用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种种特权，并估计，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中国每年要损失12亿元。他说：“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国亡种灭而后已。”（注：同上，第9卷，第194、188、208、196页。）他认为挽救的根本办法，就是实行革命，收回国家的主权。他在1924年4月12日《致全国学农工商通电》中说：“农民生活，五十年来日见痛苦，蚕丝之出产，日受外人之操纵，非收回我国之主权，农民之生活愈趋愈苦，城市无容身之地，乡村无养身之地。中国不革命，农民方面实无（发财）机会。”“工人失业日多，实业不发展，不但不做工不得食，且无机会做工。中国实业之发展，须待革命之成功。工人当参加革命，以促革命成功。”“商务日见零落，外货日渐充斥，此非一时之现象，乃永久之现象。革命不成功，则此现象长此不灭。”（注：同上，第10卷，第59页。）
    由上可见，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是和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和他的革命实践的发展，孙中山日益深刻地领会到，要克服民族危机，改变国家的衰弱和由于人民的贫困所带来的严重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挖掉使中国存在“人满为患”的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