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历史，是相对于封建主义社会即中世纪的历史说的。在西方，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中国近代史，既不是像西方一般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不是一般的封建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是几个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的，社会经济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国内，一方面发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同时还严重保留着封建主义残余，因此，它在性质上，已不同于在其以前的封建主义社会，而划进近代史的范畴。这个社会形态，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根本改变了它的性质。但在过去和目前的条件下，习惯上都是把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划为中国近代史的范围，本教材（暂时）也以这八十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面这段话，是我于1958年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写、由该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讲义》所作《绪论》的开场白。意思很明白，那就是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1840～1949年，只是由于“过去和目前的条件”暂时还办不到。所谓“条件”包含的内容很广，例如，一般地说应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现代史。但因建国时间较短还难以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于是，暂时按照“习惯”将中国近代史断到1919年。时间已过去四十年，尽管我对《绪论》中的某些论点不同意，但把1840年至1949年一百十年作为中国近代史范畴及其有关论据，却一直坚持认为是正确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的上述论点，过了三十年后的1988 年， 写了《110 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此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89年4期），该文是我自成体系之作， 它与我的洋务运动史研究有密切的联系，所使用的方法论是一样的。兹将我前些年所写关于两个研究体系的关系特别是“两段论”的中心内容的“随笔”全文录于下：
    我的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体系名为“发展论”，以区别于所谓“肯定论”和“否定论”。我的一百十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体系名为“两段论”，以区别于旧、新三次革命高潮说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说法。“发展论”与“两段论”虽为两个研究体系，但二者所使用的方法和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即都是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对中国近代史或是洋务运动史说，都是“一条主线”（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逐步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两段论”还是由“发展论”发展而来的。
    “一条主线”和“两个过程”相结合的方法的运用，认为洋务运动的兴起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为主流的人民革命运动，是反动的，但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和自强的目的而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中国当时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之相适应才能更快的发展，洋务官僚却不变了。这就是我常说的：“洋务运动是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应变专制制度为民主而不变，于是这种“变”只能让位于新兴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者戊戌新派了。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将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民主制度提到实践日程的政治运动。民主意识自林则徐于1840年在其主编的《四洲志》中用“三占从二”一词赞扬美国实行民主制“遽成富强之国”以来，经过几十年酝酿，逐步形成为变专制为民主的思潮，1895年以“公车上书”为超始，由一种思潮变为以实行君主立宪民主为中心的政治行动，终于促成1898年的“百日维新”运动。戊戌变法虽被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与洋务派的联合力量所扼杀，但它却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所谓近代化，不仅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且在意识形态上，尤其是政治民主化的付诸实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近代化。如果说戊戌以前几十年一些先进人士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经济上近代化的话，戊戌以后在致力于实业发展的同时，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政治上的近代化--民主之上了。这个政治上民主，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完成了任务。中间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牺牲千百万人，其艰苦历程可以想见。终于实现了戊戌变法开其端的民主政治，尽管这个民主不完全是近代志士仁人所想象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却是百日维新付诸实践的民主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我说一百十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前五十八年是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酝酿、发生和初步有所发展，后五十二年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力争政治上实行民主化。
    这个“两段论”分法，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开端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分期，并不矛盾。后者是作为革命史的分期，但这不能代替通史的分段。近代化，在中国一般地说就是资本主义化，这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说的。但中国近代化没有“化”成，这主要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的被扼杀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不能完成近代化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同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决不会让其资本主义化。因此，资本主义化之所以不曾“化”成功，五四前为不能，此后为不准。
    现在简单谈一下旧、新两个三次革命高潮说的缺陷。曾兴时较久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说的不能作为分段线，一是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的，不能全面反映历史发展规律；二是只把前八十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前提就不完整。当然，这有其历史原因，不能苛求于作者，我本人就曾用过这一说法。至于全面的理由，在1989年《历史研究》第4期我发表的《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兼论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一文中有说明。
    另一个三次革命高潮说：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这种说法的优点，是把1840-1949年连在一起作为中国近代史，但同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划分的，体现不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且所谓革命高潮，太平天国、及惟一抵抗外敌获得胜利的抗日战争，难道都不是高潮么？其缺乏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的应以1840-1949年11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论点发表已有40 个年头，在“两段论”一文发表以后，曾着手组织力量以我的研究体系编写《一百十年中国近代史》， 拟订了写作提纲，拟分三卷：1840 -1898年为第一卷，1898-1927年为第二卷，1927-1949年为第三卷。且已分别写了几十万字初稿，但因力量分散而搁下。欢迎有志之士能写出110年中国近代史。最近新疆大学历史系正拟编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且已在该校“211 ”工程预审通过后列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历史类第一批“立项”学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