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唤起民族觉醒意识
    历时近一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留给中国人的是无穷的震颤和悲怆，促使其走上了躬身自省的心路历程。人们寻求抵御外侮、改革内政的良策，思索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痛苦的深化与认识的升华往往同步，由失败带来的醒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战争一役始也。”“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战争生”。（梁启超语）“中国之初醒，实在中日战争之后。”（孙中山语）思想巨匠描绘战争与觉醒之关系的话语，意在认定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是从甲午战争时期才正式开始，自有其深刻的蕴涵。而战时高亢昂扬的舆论声浪无疑成为这时民族觉醒、思想解放潮流的先声。笔者逐期检阅了1894年7月1日至1895年5月31日的《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各报，（包括了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到结束的全过程，并分别向前后延伸了若干天），总计11个月335期，统计其中有关甲午战争的政论，《申报》254篇，约占总篇目的76%；《新闻报》188篇，约占总篇目的56%；《字林沪报》172篇，约占总篇目的51%。这种借助特定的传媒递达的社会舆论，虽然受封建社会一家一户封闭生活方式和接受舆论信息的物质条件等因素限制，尚欠发达、完善，但它是在外敌入侵，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迸发，持续时间长，点评范围广，成为国人忧患救亡意识普遍强化，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基础性表现。
    高涨的舆论浪潮本身代表着一种觉醒，同时它又推助、加快了社会变革的速率，从日后的历史巨变中可以窥见舆论声浪的冲击波对社会进程的激荡。头破血流的结局震撼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不甘为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和帝党官僚与当时正在为“救亡图存”积极奔走呼号的维新派产生了思想共鸣。光绪作出两项决策，政治上支持维新，推动变法，经济上下令地方修路开矿，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战后有了重大转折。甲午之战还激起了国人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促使一部分士大夫迈向“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张謇便是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走上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改良道路。如对甲午之败发出“四万万人同一哭，天涯何处是神州”之悲慨的谭嗣同说他“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钜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注：《谭嗣同全集》上册167页中华书局1981年）努力钻研和热情宣传西学，倡导变法维新。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四篇重要论文，系统地阐明了他的政治主张及理论基础，又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与此同时，孙中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性口号，以革命为途径，以共和为指归的“共和革命”从此拉开序幕。广大民众也以自己的方式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六十年代以来蓄积的反洋教怒火到甲午战后全面喷发，与反侵略反瓜分的斗争密切结合。更重要的是，在空前的国耻和深重的灾难中，民族认识得以升华，成为中国进一步求“变”的起点。战后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传播，“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滥觞，“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学说的提出，以及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爱国主义意识的觉醒，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些近代启蒙思想主张的汇集，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由“器物”层面进入制度层面，它直接启导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至民主革命运动的方向。
    上述民族觉醒的一系列表现无不打上舆论影响的烙印。战时、战后报刊上登载的《变法刍言》、《自强策》、《救急议》等文论所营造的紧迫凝重氛围，驱使社会各阶层觉醒；（注：参见《申报》1894年10月22日《论中国当变法自强》1895年3月8日、3月15日、3月17日、3月29日《自强策》1895年6月19日《救时四策》
    《字林沪报》1895年2月25日、4月6日、4月8日《急救篇》
    1895年3月28日、4月12日、4月13日《原强》
    1895年4月20日《变法刍言》）舆论大力呼吁“我中国诸事官办，必多流弊，不若商办较为有益”，（注：《字林沪报》1894年7月26日《恭读六月十四日谕旨书后》
    另参见《申报》1895年4月11日《恤商宜废官局论》、1895年4月12日《重商议》
    《新闻报》1895年9月20日《书倡兴商务事》、1895年10月29日《通商宜设立商部以浚利源》
    《字林沪报》1894年10月27日《制造说》、1894年12月1日《中国急宜收回利权说》）迫使清政府转变、调整了经济政策，鼓励民间办厂，致使战后不久就出现了中国投资近代企业的第一次高潮；战时反思言论所揭露的清军腐败无能，训练制度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弊端，促使清政府仿照新法编练新军，导致了近代兵役制度的大改革；（注：参见《申报》1895年7月1日《论重设海军亟宜变通整顿》、1895年10月11日《论练兵为立国之本》
    《新闻报》1894年9月26日、9月27日《中倭兵制不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