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林沪报》1895年6月11日《拟改兵制策》）报刊舆论不遗余力宣传的“中国自强之道在培植人才”，（注：《字林沪报》1894年11月18日《与客论中国自强之道在培植人材》）“取士之法宜及早变通”，（注：《字林沪报》1895年5月9日《论中国之势》
    另参见《申报》1895年6月9日《广学校议》、1895年7月6日《论以西学培植人材为急务》
    《新闻报》1894年11月19日《论各省书院宜设法变通》、1894年12月20日《振兴格致以培人材议》
    《字林沪报》1895年5月31日《原才》）力陈八股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倡议兴学校以储人才，使维新变法的倡导者们把开启民智、更新民德、学习西方当作中国实行变法的前提，急切地为之奔走呼号和践履笃行，于是流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得以废止；舆论极力鼓吹的“泰西富强之道在设立议院之故”，认定“其治国最足法者正有数端”，而首要者乃“开议院通上下之情”，（注：《申报》1895年3月22日《善后刍言》
    另参见《新闻报》1895年3月13日、3月14日《设议院以达民情说》
    《字林沪报》1894年12月19日《论创行新法宜首开议院》）为日后一系列政治变革准备了思想素材。可以这样认为，把维新变法运动、二十世纪初清廷“自救”意味的“新政”，乃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作是甲午战争舆论声浪的历史回响亦不为过。
    二催化社会思潮流转
    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流转过程中，甲午战争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当时中国社会思潮正值转型时期，其演进的主流，是维新思潮超越洋务思潮，此二者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一般认为，甲午战败是洋务运动破产的界标，但此役又刺激了维新思潮的勃兴。与洋务思潮相比，甲午战后图强御侮，变法救亡的成份明显增加，这正是与维新思潮相印之处，只是维新思潮在包含了洋务思潮若干进步内容的基础上，更升华到仿效西法，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层面。因而战时报刊舆论所表达的思想，可说是洋务思潮和维新思潮的中介。
    报刊持论的变法自强，是在中日交战不断失利乃至败局终定的情况下，作为非官方的一条重要舆论渠道向社会宣示的救亡识见，其筹措运思自有新意。它在抨击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总体立意有所提高。虽然战前也有人对洋务运动作过程度不同的批评，但始终没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甲午一战，日本用武力打破了洋务运动补漏填缺的惨淡经营，反省洋务运动，要求政治改革因而成为思想主流。《申报》1895年3月21日《变法以求实效》一文中有的放矢地提出和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自有泰西各国通商以后，未尝不以富国强兵自务，讲求格致，研究测算，创造制造局，建立海军衙门，……亦可谓善变矣。乃今且见侮于倭人，丧师失地，……如是而犹言变法，不几为有识者窃笑乎？曰：是不然。中国之变法，但知变其末而未知变其本，但知变其流而未知变其源”。（注：《申报》1895年3月21日《变法以求实效说》）这是对洋务运动一针见血的批判，可见中国公众已经意识到仅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不能从根本上铲除中国的贫弱，因而自然将其视野拓展到类比西方政治制度的层面。此时，报刊上认定：“泰西富强之道在设立议院之故”，（注：《申报》1895年5月28日《论务本》）要求“设议院以达民情”、“创行新法宜开议院”的呐喊，俨然成为震落天庭的时代最强音。另外，甲午败局使“天朝上国”的心态彻底失落，观察日本的视角重新调整，（此点在后面详论）。报刊上介绍日本概况的《日本疆域考》、《日本官制考》、《日本气候风俗考》（注：参见《新闻报》1895年4月6日《倭国建置沿革考》《字林沪报》1894年7月22日《日本官制考》、1894年9月5日《日本气候风俗考》、1894年9月6日《日本山川港岬岛湾考》、1894年9月7日《日本疆域考》）各篇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同成为维新运动的启蒙读物，而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则成为百日维新的蓝图。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悟和研究，强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近代化进程。所有这些同步反映现实呼声和郁积着时代痛苦的“草野之评”、“刍荛之言”，利用报刊多向、快速的传播机能，使其中闪烁着“真理的火花”的思想光焰迅速、广泛地充填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空间，使舆论的张力得以急骤增长。“舆论的中介作用所开辟的科学认识之路总是铺设在其它意识形态之前”，因而，“它便成为推进深层社会意识变革的起点和宝库”。（注：刘建明：《当代中国舆论形态》110—11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继甲午战争之后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舆论流动意识及其张力的特点。
    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抗争的“公车上书”，将维新变法的改革方案公诸于世，成为甲午战争舆论浪潮的巅顶。虽然其上书的初衷（拒和）并未达到，但亲历此举的康有为从一系列反应中已领悟到制造舆论、利用舆论的重要性。“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谈到办报之事：“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3页）于是设学会开报馆成为维新派继续努力的方向，随之中国公会，强学会等讲求变法的团体应时而创，《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等舆论阵地也风起云涌。利用报刊开展政治活动，此“破二千年之积习”的创举，表明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对大众传媒在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有深彻的悟察。
    将甲午战争时期报刊政论所体现的基本思想置于当时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轨迹中观照，可以说是处于洋务思潮与维新思潮的临界过渡区段。这些富有笔底波澜、诤言警训的政论所表达的思想“包含着现实世界的真正需求和正确趋向，而且包含着永恒的实体性的正义原则”，（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33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其带有爆发力、启迪性的认识已经突破了洋务思潮的局限性，与维新思潮有不少相通之处，成为维新思想高层次认识的渊源和参照系数。虽然战时通过大众传媒所表达的社会舆论不能彻底动摇瓦解封建社会结构的根基，但其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的积累，无疑有助于在历史进程的嬗递中架设桥梁，催化社会思潮流程的尽快衔接。以政治改革为主旨的维新运动便在甲午战时要求变法的舆论“气候”中孕育，勃兴，从而把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