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推助国民心态转变
    甲午战时报刊舆论声势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国民心态的改变有重要作用。国民心态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心理反映之总和，包括国民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心理。战后国民心态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对日本的态度。中日之战，泱泱大国打不过“蕞尔小国”，“不察邻国，误轻小邦”，传统的心理积淀导致惨败，严复在天津《直报》著文批评这种认识：“诸君自视太高，视人太浅，虚骄之气不除，虽百思未能得其理也。”（注：《严复集》第1册，223—224页，中华书局，1986年）但日本仿行西法得以盛强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战争带来的屈辱越是沉重，对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就越深。在防范与钦慕双重心态下，中国人对日观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们争相深省：“日人与西人通商，仿行西法皆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为何会有如此迥别的差异？报刊时论指出：其学西法，“中国则虎头蛇尾，忽焉中辍，日本则二十余年来孜孜矻矻，无稍间断。”（注：《万国公报》72册（1895年1月）14911页《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对日本的赞诩之意溢于言表：“闻明治维新时子爵伊藤博文，欲详考欧洲之俗，深苦不得其门而入，乃依某西者当贱役阅十余年始归，今且堂堂然为首相矣。”（注：《申报》1894年10月5日《罪言》）如此坚忍的毅志，良苦的用心，用以改制求强，自然速见成效：“日本三十年来，移他邦之嘉种以成本国之良材。迄于今，柢固根深，果实已垂熟矣，用兵一事，略见端倪。”（注：《万国公报》71册（1894年12月）14842页《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报章对伊藤博文经历的描述虽与事实略有出入，但其对日本，对伊藤的夸赞之意却是由衷的。
    事实上，中国公众注目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上海的报纸就对日本学习西方，厉行变革的多项措施都作了及时报道。1872年6月25日，《申报》一次就刊载了11则日本消息。另据抽样调查，1882年7、8月间，该报平均每天编发2条有关日本的动态。（注：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些报道几乎都突出了明治维新的两个特点：效法西方，改革旧制。当时上海人既对日本的振兴感到震惊和羡慕，又对其野心有些不安：“向者蕞尔一国，不敢与四邻通，一旦易辙改辕，居然有以自强而不畏之强，且将有以制人之言。不但有以制一强，而并不难力制两强，嘻，何兴之速也。”（注：《申报》1881年3月16日《阅日本大言书后》）由于“囿于习俗”，甲午战前这种“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的声浪并未能发展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浪涛。而甲午战争中，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非常雄辩地为西学致强的实效作了验证，不得不令中国人叹服”。“承认事实，是人们改变认知结构的开始，而改变认知结构又是人们改变社会态度的发端。”（注：陈崇山等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74页，沈阳出版社1989年）这里，舆论传播潜在的隐性效果发挥了作用，于是，强敌变成了榜样，社会舆论一收防日鄙日、轻日仇日的心态，把在洋务运动中逐渐形成的羡日心理迅速升华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师日思想。这是十九世纪末叶中国人对日观演变轨迹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转折点。康有为就一直高举“仿日”大旗，积极主张“按迹临摹”。他认为“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并在维新变法高潮中两次进呈《日本变政考》，一再建议光绪帝“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13页，中华书局，1981年）
    战后“师日”思想的另一表现，就是把日本看成是中国汲取西学的“桥梁”和“捷径”。中日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生已踏上负笈东渡的途程。从此中国学习西方的潮流进入了“假途日本学西洋文化”的新时期。
    言为心声，报刊舆论是社会公众心态的一种反映。在甲午之败刺激下，国人的爱国思想和忧患意识普遍激昂，甚至一些本来潜心于骈四俪六的士人也逐渐为种种新学所吸引。更多的爱国者从改革中探求国家出路，中国人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了较大变化，这是中国近百年来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机。依照传播学原理，传媒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传播的知识和信念的性质，取决于知识和信念系统化与多样化的程度，以及取决于我们个人对作为一种信息来源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依靠程度。”（注：[英]丹尼斯·麦奎尔等著，祝建华等译《大众传播模式论》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甲午战争时期各报大张旗鼓地反省战败，筹谋图强，呼吁变法，都与时代潮流的律动相符契，“信息流的增长播下了变革的种子，也是信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而孕育了全国性的气候。”（注：[美]韦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43—44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报刊舆论营造的这种“全国性气候”，对社会思潮的流转，历史进程的嬗递，国民识见的深化起了“中介传送功效”和“能动的倍增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