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以商为本”的思想
    “以商为本”或重商思想，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学为用”思想的一种补充。这种思想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商品侵略日益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出现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的刺激下产生和形成的。与“君民共主”思想一样，重商思想也发端于中法战争之前而兴盛于战后。
    70年代，王韬根据对英、法等国的实地考察所见，提出“商富即国富”和“恃商为国本”的主张，但他主要着眼于洋务企业的“官办费用浩繁，工役合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等弊端，希望对“官督商办”进行改革。中法战争后，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更多地是从抵制外国商品侵略，挽救江河日下的贸易入超，堵塞财富大量外流的现实出发，提出重商问题。薛福成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原因在于振兴商务。他批评清政府“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政策，强调商为“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务哉”（注：《英吉利用商务辟地说》，《庸庵海外文编》卷3。）？他还提出“导民生财”、“为民理财”、“用机器、殖财养民”的主张。郑观应明确提出了“商战固本”的救国方案。他认为，国强是以民富为基础的，而民富又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条件的，强调强国富民的根本在于兴商，必须以商立国。他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采取“兵战”与“商战”两种形式：“兵战”是搞军事征服，“商战”是搞经济掠夺；“兵战”是手段，“商战”是目的。由此他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和“十万豪商，胜有百万劲卒”的主张。在郑观应看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夺中国的资源、工业原材料和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是不如兴师动武那样容易被察觉的“商战”，因此，制伏之法，是以商战对之。并且认为，只有发展工商业，国家才能富强，以商战固国本，国本强了，帝国主义就不会再来侵略。
    “以商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抵制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保护中国自主权利和资源，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富强起来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总之，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的早期维新思想，曾经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思想，但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在对待“中学”与“西学”态度问题上的歧异，两者逐渐分离开来。早期维新思想以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政治上的“君民共主”与经济上的“以商为本”为其特征，是19世纪下半期进步思想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做了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