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1842-1922年）作为人们所熟知的改良主义先驱之一，他的一系列时论经由后人的反复考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常识。郑观应撰写于19世纪60年代左右的《救时揭要》和成书于1880年的《易言》36篇本是夏东元先生《郑观应传》〔1〕 第二章《初期的维新思想》中的主要论析对象，在这里，夏先生将郑观应初期维新思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勾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而拙文《论郑观应早期思想的演变》〔2〕， 则仍以《救时揭要》与《易言》作为考察郑观应早期思想的主要资料，展示他贯穿其中的视野、语言、心态、观念方面的变化轨迹。然而，自《救时揭要》到《易言》，郑观应对时局、对世界认识的惊人变化竟然从他的笔底流向当代，流向人们心中。这种流动的特殊节奏极易使人联想到郑观应当时的生活环境--他居住的城市上海，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的快节奏变迁。正是这个城市不同寻常的文化氛围，使郑观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的散发又使走向现代之路的当代人怦然心动。
    双向交流：与大众传媒的密切关系
    “学术界习惯上把甲午战争以前鼓吹改良的人们称早期改良派。早期改良派的主要人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都是呼吸着上海的清新空气，喝着黄浦江水，酝酿产生他们的改良思想的。”〔3〕我以为， 来自《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这一概括是极为准确的。因为郑观应《易言》中的《自序》，就印证了这一点：
    “余质性鲁钝，鲜能记颂。长而客游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而沪上为江海通津，南北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或从之游，与之周旋晋接。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国，亦时时申论其说，作局外之旁观。……江海不以大受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穷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心，凡有心口，各竭其知，各腾其说，……不必谓言出于谁某，而但问合于时宜与否。”〔4〕
    应该说，它是分析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及其特征的关键性文本。
    与大众传媒相关的文化行业，在上海历来十分发达。譬如报刊业，上海的报纸始于五口通商之后，此后发行量均雄踞全国之首。而众多报刊所传播的信息对郑观应的影响是极为直接的。反映郑观应早期思想重大转折的《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现被收入《救时揭要》附录，这篇文章从时间上看亦当属《易言》系列，而它的撰写就直接导源于《申报》副刊的《瀛寰琐记·内地轮船进止议》。因为同《内地轮船进止议》所讨论的主题产生了共鸣，郑观应才撰文总结他所熟悉的西方造船业与航运业发达的原因，进而列举出西方商业社会在技术、筹措资金、官商关系等方面值得中国借鉴的优势。《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在观念上具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表征意义，而报刊在这里至少产生了诱导作用：报纸既提供给他信息，也触发他去深入地思考相关问题，并系统地表达思考的成果。类似“多关大计”的“时论”，郑观应一直给予广泛的关注，所以，他还有很多文章，陆续发表在《申报》与《万国公报》上。据此，郑观应与大众传媒构成了双向交流的关系。
    上海所译西书，在全国也占绝对优势，据统计，“1843年到1898年，中国共出版各种西书561种，其中由上海出版的达434种，占77.4%”，“在上海成长的知识分子郑观应、王韬等，所受西书影响更是沦肌浃髓，广泛而深刻。”〔5〕其时郑观应并没有周游英、美、法、德诸国 ，但他却能够“诹远情”，在稍后的《易言》中屡屡提及这些国家的治国经验，还简要阐述了欧洲历史，其中包括对工业革命的素朴解释。正如王韬在《易言·跋》中对这些言论所作的归纳：“一切所以拯其弊者，悉行之以西法。”〔6 〕这种变化的出现虽然也导源于郑观应“日与异国人相接”的工作经历，但与他的视野相比，他的职业毕竟更为单纯。因此，主动吸取西书中的丰富信息，应是他获取新思想的主要渠道之一。
    学术界一般给予较高评价的《论议政》（1875年），其成文时间恰值上海各类报刊不断登载讨论中西制度异同文章的70年代。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仿效西方制度要求的一个历史文献，它由郑观应写出、且在上海公诸于世看来并不是一种巧合：上海当时在经济与文化上虽然欣欣向荣，但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仍处于一种边缘地位；郑观应的这类言论，也属于“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7〕， 而令王韬徒唤奈何的非主流话语。《易言》将招致“天下人以杞忧生（指郑观应）为口实”的担心〔8〕，其针对性应该说是极强的。
    相对于《救时揭要》，《易言》中迷信色彩的大大减弱，或许也得益于西方科技在上海的传播以及上海人对此认同最多的风气。
    总之，郑观应在《易言》中的一系列“时论”，以及“时论”中所体现的日趋开阔的视野、日渐系统化的观点，均同他“旅处沪渎最久”〔9〕，与上海较为发达的传媒如影随形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