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中体西用”特殊内涵的启示
    王韬对郑观应大量“引进”“西法”的目的有一个简洁的归纳：“而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18〕在这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题已经显示出来，而这个命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长盛不衰，从根本上说，或许恰恰导源于求索者们同样的“情结”。但是另一方面，即便出于相同的“情结”与“体用”思维原则，由于每一个体的特殊境遇，其焕发出的思想闪光必然色彩各异，也就是说，其“用”之内涵的差别，构成了他人不能任意取代的效用和价值。这也是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历程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一个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前沿，为郑观应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中国的愿望，提供了最富于挑战性的场所。郑观应对挑战反应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张力；郑观应在上海的努力及贡献，对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具有一种特殊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2〕载《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3〕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679页。
    〔4〕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5〕《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923-924页。
    〔6〕〔7〕〔8〕〔9〕王韬：《易言·跋》，《郑观应集》（上册），第167页。
    〔10〕见《郑观应集》（上册），第89-90页。
    〔11〕郑观应：《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
    〔12〕郑观应：《论交涉》，《郑观应集》（上册），第117-119页。
    〔13〕郑观应：《论出使》，《郑观应集》（上册），第125页。
    〔14〕《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905页。
    〔15〕〔17〕郑观应：《论机器》，《郑观应集》（上册），第89-90页。
    〔16〕郑观应：《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
    〔18〕王韬：《易言·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