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同盟会期间，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国内依靠洪门会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而且把海外洪门也作为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孙中山联络和发动海外洪门参加革命有哪些有利条件？他是采用哪些措施对海外洪门实行领导、整顿、改造，并将其引向民主革命道路的？海外洪门在孙中山领导下，对辛亥革命起了怎样的作用？研究这一课题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些均为拙文试图回答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孙中山创立、发展兴中会与海外洪门的关系孙中山早年求学于海外，受到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萌发了以西方国家民主主义的治国方案，迅速建设自己国家的理想。他首先在檀香山建立革命组织，并非偶然。他的兄长孙眉（后改名德彰字寿屏）即是檀香山的华侨。孙中山于少年时期随其母赴檀香山，依靠其兄生活，就学五年之久，他自身即是华侨子弟，又熟悉檀岛华侨情况。美洲和檀香山华侨，大都从事洗衣、厨工，或经营杂货店、餐馆、古董店、手工业、卷烟等业，“大多都拥有相当积蓄，故就国民革命初期中国社会的构成言，旅美华侨的经济情况，当可归类中产阶级，这个旅外的中产阶级，就成为国民革命的温床”。（注：（台）陈裕清：《美国华侨与国民革命》，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1册，第357页，（台北）《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1年10月出版。）198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借俾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寓所，（后因人数多不能容纳，改在李昌寓所），召集华侨革命志士开会，正式成立了兴中会。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革命团体。参加者多为经营商业和农场、牧场的华侨资产阶级，也有医生、教员、通事、记者、行号职员等。兴中会的成员最初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华侨中产阶级；一为有民主共和意识的知识分子。兴中会成员最初为二十多人，随后逐步增加。有人估计兴中会中，华侨约占总人数的78％。（注：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也有人统计，兴中会成员人数为325人，其中华侨约230人以上，即占总数的70％以上。（注：（台）张玉法：《清季革命团体》第199页。）而在全美华侨中，洪门致公堂成员又占总人数的十分之八九。（注：冯自由：《中国革命二十六年组织史》第27页、第15～16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致公堂成为华侨团结互助、对抗美国排华的一种社会力量。 由此可见，兴中会是孙中山为首的共和知识分子与洪门为纽带的华侨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些华侨中，中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洪门致公堂的社会力量成为兴中会的后盾。兴中会的发展与洪门致公堂的协助是分不开的。
    兴中会这一革命团体，不仅有许多海外洪门成员参加，而且在秘密活动方式和宣誓形式等方面，都有洪门的影响。该会秘密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注：冯自由：《中国革命二十六年组织史》第27页、第15～16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誓词中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共和的政治要求，显然是孙中山为首的共和知识分子先进思想的结晶，而“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又是照顾了洪门会党的心态，继承了洪门三十六誓的传统。宣誓时，“各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举右手向天依次读之”。（注：冯自由：《中国革命二十六年组织史》第27页、第15～16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举右手向天发誓的形式，系洪门天地会拜天拜地的传统仪式的演变，也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天命观的传统形式；而“以左手置于耶教圣经上”，是由于成员中有不少教会人士，使兴中会吸取了“洋”教的宗教仪式。可见兴中会成立时，宣誓形式是“土洋结合”的。
    1985年1月，孙中山由檀香山赴香港，准备策动武装起义。2月，孙中山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凤樨等创设香港兴中会，并计划联合各地同志扩大檀香山兴中会之组织。2月下旬，租定中环士丹顿街13号为会所，定名为“乾亨行”作暗号，意思是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藉以避警探耳目。凡入会者高举右手向天宣誓，与檀香山兴中会大致相同。香港兴中会的骨干人物如郑士良、朱贵全、丘四等均为洪门会党中的骨干人物。香港兴中会成员中的会党分子约占30％（注：（台）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1册（上）第1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此后，兴中会与哥老会、三合会合并，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注：《辛亥革命资料汇辑》第1册，第8页，大东图书公司印行。）以孙中山为首的共和知识分子，联合海外洪门，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旅美华侨风气闭塞，国家观念、政治意识淡薄，“与谈革命排满，莫不掩耳惊走”，“华侨团体名目繁多，中以洪门致公堂为最巨，其会员占全美侨胞十分之八九，宗旨为反清复明，即广东三合会之支派。但以代远年湮，多已忘却本来面目。”（注：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孙向他们宣传革命，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孙以后回忆说：“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1页。）这些海外洪门人士对孙的宣传不仅不理解，“且以孙中山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其肯与往还者，仅耶苏教徒数人而已。”（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36～37页，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再到檀香山，这期间，保皇党人在檀香山等地也大肆活动，对洪门大力争取，造成洪门致公堂对孙中山宣传革命多持抵触态度。保皇党首领人物梁启超为了争取海外洪门加入保皇阵营，已于1900年3月在檀香山加入洪门三合会。自梁入洪门之后，竟然“能调动檀香山彼会之全体，使皆听号令”。（注：丁文江、赵丰田同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由于檀香山保皇势力盛极一时，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遭受阻力甚大，孙中山在洪门的联兴会馆演讲时，保皇党故意捣乱，以图阻止，孙中山不顾扰乱，仍终其演说。（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297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经孙中山的奋力宣传，“阐明革命大义，力辟保皇谬论，于是人心遂变”，在孙领导下组织了“中华革命军”，实为兴中会的外围团体。入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反悔，任众处罚。”（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20～ 21 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以下凡引该书，不再注版本）。）在此最初提出了“平均地权”。经数月的艰苦工作，阻力渐渐减少，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演说，可见局面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