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史实说明，兴中会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动，贯穿着孙中山为首的共和知识分子与海外洪门为纽带的华侨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与保皇党争夺洪门的过程。争取海外洪门，发动华侨虽然历尽艰苦，但比起在国内组织和发动群众有不少有利条件。
    其一，当时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尚不足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如果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有阶级基础的话，其阶级基础在海外。华侨中的资产阶级成分比例比国内高，华侨居于海外之环境，耳濡目染民主共和风气，其近代化意识远胜于国内民众，文化心态上较容易接受民主、共和的政治宣传；其二，华侨洪门成员众多，洪门具有团结互助之凝聚力，具有“反清复明”的传统以及秘密活动的传统，这些都是孙中山为首的共和知识分子可与洪门结合的重要因素；其三，海外洪门中，粤籍人士众多，孙中山便于利用粤籍同乡关系开展活动，同时具有语言相通之便利。据当事人回忆录说，孙中山当时多以香山（今中山）县土语演讲，华侨多能听懂。据有人统计，兴中会325人中，粤籍278人，占总数的85.6％。（注：同（台）张玉法：《清季革命团体》第199页。）檀香山有80％是香山县人，美国本土的华侨也有“很大部分来自中山。”（注：同（台）陈裕清：《美国华侨与国民革命》，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1册，第357页，（台北）《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1年10月出版。）远离故乡而异国相逢的同乡关系，成为革命活动初期组成革命团体的有利条件。其四，孙中山本身就是熟悉檀香山华侨情况的华侨子弟，这又是便于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建立革命团体的有利条件。其五，海外可避免遭受清政府镇压。
    （二）孙中山参加致公堂，领导海外洪门走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深感美洲华侨中洪门为数众多，力量强大。为了发动美洲华侨投入革命事业，有必要亲自加入洪门。前次孙到旧金山宣传革命，洪门人士以孙是门外人，“视同陌路，无助之者”。（注：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洪门一向视“洪家”人，亲如手足，决不听门外人指挥。孙中山若不加入洪门，难以与保皇抗争。
    1904年1月，孙中山前往茂宜岛谒其母及兄孙眉，其母舅杨文纳鉴于孙中山前于1896年第一次游美时宣传革命，“成绩不佳”，缺乏志同道合者大力相助，因而力劝孙中山加入洪门会党。并指出“现时保皇党机关林立于美洲各埠，倘不与洪门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于是，孙中山返回檀香山后，遂托洪门前辈叔父钟水养向洪门致公堂介绍入围。致公党职员中有身跨保皇会籍者，对孙中山入盟表示反对。钟水养对大家说：“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孙某未入洪门，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此等人已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反对者无话可说。致公堂于是择日为孙中山“演特别开台戏”（注：洪门为便于秘密活动，在国内时避当局耳目，称拜盟仪式为“演戏”），--举行入盟仪式。同时拜盟者六十余人。由主盟员某大佬封孙中山为“洪棍”。（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01～102页。洪门称元帅为“洪棍”，另一说法，“棍”即先锋。）有关孙中山入洪门的具体情况，另有一说，据华侨革命人士洪门首领人物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称：孙中山加入洪门是经他帮助策划的，“因为孙文曾到美国，运动华侨作反，华侨不理之，尤其香山人最恶之，所到皆饷以闭门羹，运动无所入。三德乃为策划，由三德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正埠国安会馆各昆仲，许其加盟。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令等。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注：黄三德：《洪门革命史》第2～5页，1935年版。）黄三德的这一说法也是合乎情理的。凡入洪门者必须宣三十六誓，遵守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令等。而三十六誓等内容中有不少落后成份以及类似迷信的天命观，所反映的是旧时代农民、小生产者为主体的民间秘密结社的政治心态和社会意识。而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的誓辞，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性质，其政治目标和视野的进步性是洪门三十六誓所望尘莫及的。然而孙中山为了发动海外洪门和领导海外洪门从事革命事业，却接受了洪门的这些誓辞、条例、禁令。反映出孙中山在革命策略上的灵活性。
    孙中山自从加入洪门以后，他在美洲各地的活动，虽然也常有困难和挫折，但每当陷入困境时，多有人相助，似有逢凶化吉之妙。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乘“高丽号”离檀香山赴旧金山，由于保皇党人告密，孙遭美国移民局拘禁，洪门首领黄三德得悉后，急忙营救，始获当局许可入境。旧金山是保皇势力在海外的基地，但由于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受到了旧金山致公堂的热情接待，他从移民局获释后“即下榻于致公堂会所”。（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21页。）当时美洲华侨“风气尚极闭塞，其稍开通者非属保皇会员，即为基督教徒”。（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 105 ～106页。）孙中山这次来美洲的主要目的是发动华侨投入革命和为革命募饷。为了发动华侨革命，孙中山依靠美洲洪门首领黄三德等人的支持，借钱印刷邹容的《革命军》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侨胞，广为宣传。“全美华侨得此有力宣传品之启导，不及半载，知识为之大进，此书之力为多焉”。（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 105 ～106页。）同时，孙中山从美洲华侨中具有新思想的基督教徒入手开展革命活动，发行革命军需债券，“各教友先后购券得美金二千七百余元”。（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 105 ～106页。）孙中山从海外洪门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逐步引导方式，照顾其传统习惯。当时洪门致公堂的中心人物曾向孙中山请教，怎样改良洪门入盟仪式，以便新思想人物接受。孙中山回答说：洪门结盟仪式，有些象宗教迷信，如果简化了，无异把这个迷信破弃了，这恐召来全部涣散，宁可社会上没有香烛供给，亦要自造香烛来用，以维持这个迷信等等。（注：温雄飞：《回忆辛亥革命前中国同盟会在美国成立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第52～5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孙中山意识到，洪门落后的带有迷信色彩的仪式，是适应洪门会众的觉悟程度与文化心态的，是维系团体凝聚力的需要，如果过早废除这些迷信色彩的仪式，反而会造成团体涣散。孙中山能够从洪门会众的实际情况着眼考虑联络和领导洪门的办法，乃是这位伟大革命家、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求实精神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