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观念：现代性人格因素的悄然滋长
    《易言》中所体现的开放心态尤其引人注目。追溯这种开放态度的来源，我们不能排斥“江海不以大受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穷高而辞块壤”的文化优越感因素。问题在于，如果说文化优越感因素仅仅意味着面对弱小的某种宽容，那么郑观应思想的土壤中正悄然滋生的理性与平等幼苗，或许就不是这种“宽容”所能培育的了。
    郑观应《论机器》一文〔10〕，曾论及中国雇佣西方技术人员问题。就管理这一层面而言，郑氏坚持了“主权”原则，他指出：“今中国虽设立船政，然须得通中西之学、明制造之事者，派为总办，而后所请洋匠，不敢欺蒙，精益求精，互相讨论”。至于如何对待外国技术人员，郑观应认为关键在于以诚相待，因为“各厂洋匠，我不能以诚相待，彼或不肯尽艺相传”，故只有“厚给薪水，奖以虚衔”，才能使外国技术人员心悦诚服，“然后人皆用命，各奏尔能”，中国的“船政”或“制造之事”就能由此获利。这种对待问题的思路，显然来自郑观应生活于其中的商业社会，来自他从这个社会所获得的职业熏陶。强烈的趋利倾向，无情地冲破了面对西方更为发达的工业文明时，中国传统士子特有的情感上的窘迫，在焕发出理性力量的同时，又潜移默化成一种据现代化理论看来，对陌生人戒备甚少、已经具备现代性的开放心态。正因为如此，郑观应才能客观地认识西方国家在技术管理方面的优长，如他对西方保护专利制度的准确诠释：“凡能别出心裁，制一奇器，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则必赏以职衔，照会各邦，载于和约，限以年数，准其独造，期满之后，别人乃得仿效。故创始者既获美名，又收厚利”；以及对其促使西方技术人员“苦心孤诣，斗巧争奇”激励机制的深刻认识；更为可贵的，当然仍是“中国能踵而行之，未始非振作人材之道”的开明态度。循着郑观应在文章中的思想轨迹，学习西方成了“法自然”之事，无须克服多大的心理障碍，这显然与他在上海的生活经历有关，与他在这一环境中形成的开放的现代性人格有关。
    从比较抽象的角度看，基于开放心态的平等观念也深深融入了郑观应的世界观中。比如他对中国在全球中地位的认识：“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这里不仅涉及科学的地理概念，并且不自觉地引伸出种族平等的政治概念。因此在外交上，他才可能提出“如中国能自视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的精彩对策〔11〕。另一方面，追求平等必然导致郑观应对资本主义各国官商教士“尊己抑人，任情蔑理，藉端滋事”的后果--与华商交易不公正、中西立约不平等的批判；也促使他批评中国政府在外交上“随”与“激”这两种极端态度，分析“随则病国，激则兴戎”的不利态势〔12〕，从而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心态对待西方的律法和世界政治格局。这种世界观对郑观应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认清这一点，才真正明白郑氏何以能够直面“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的现实，并参透“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的本质〔13〕。
    或曰：郑观应对公法的认识尚有幼稚或一厢情愿之处。假如这种看法的理由是郑氏没有认识到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一面，那么就是未将他一以贯之的“自强”观念作为他奋斗一生的“主旋律”来进行体察。其实，以“自强”的“主旋律”作为须臾不离的背景音乐，走向现代化之路、并在这一过程中有着深刻体验的中国人，应当能够感受到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郑观应思想演变节律的协调性。
    良性互动：“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
    郑观应撰写《易言》期间，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职业经验之积累，激发了他潜在的带有传统文化主流色彩的实用理性精神，使蕴含在《救时揭要》中的民间文化传统色彩趋于淡薄，原先的道佛意识及其语境逐渐消失，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观念日益增长，就客观环境的影响而言，这无疑是上海独特文化氛围熏染的结果。当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批吸收并传播西方文明的佼佼者，郑观应的努力并不仅仅是对环境的消极反映。
    当符合现代精神的理性观念一旦具备，新的精神资源便作用于《易言》的一系列文章，使作者形成了新的表述风格、拥有了新的话语系统。以郑观应对于西方物质文明之输入的态度为例，在一个像中国当时这样的传统社会中，对于西方物质文明输入之阻力的大小，一般说来，“在于西物是否同中国本土的器物具有对应性”〔14〕，存在对应性，则更容易得到认同并接受，像钟表、音盒、玩具等物，而我们所看到的是，郑观应对这些器物倒不怎么感兴趣，反而批评由这些东西引起的盛行于清廷的“玩物丧志”风气，担心这种风气对整个社会的误导；相反，对于那些缺乏对应性的事物，如“电线、火车、耕织、开矿诸机器”，他似乎投入更多关注，不厌其烦地向人们描述与推荐，指出这些器物为“有益无损者”，而“华人恶之诋之”的排拒态度，正是“振作难期”的原因〔15〕。从郑观应论说这些新事物的篇章看，比之具有对应性的那些器物，他的理解似与客观事物的面貌更趋接近，在工业文明引进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他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这种取舍仍然是比较科学的。
    被理性之光照耀的上述过程表明，郑观应在上海的这段时间，不仅“得风气之先”，而且以他的识见“开风气之先”，也就是说，他与上海文化氛围的形成，表现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不过，郑观应同上海的都市生活，却远未形成水乳交融般的关系。郑氏对城市文化的世俗色彩充满隔膜，特别是对于以消闲、娱情为目的的大众文化，如选举市花、选举城市小姐、推举妓女“总统”等活动，以及议论电影明星、传播名人轶事等风习，则更多地保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至少在精神领域，他生活在都市特有的繁荣之外，因此对这种繁荣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几无体认。这既是郑观应的认识局限，又使他在理性地揭露现代化历程中资本主义文明负面影响的活动中，占据着有利地位。这一现象表明了精英阶层的典型特征，而如此特征，仍然在转型时期的当代知识分子中间延续。
    一个在百多年来始终具有探讨余地的命题是：观念中的理性与平等因素固然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来源，但它们并不能主宰思想者的一切，尤其是生活在祖国面临变迁、遭受侵辱之特殊时代的思想者的情感，而情感又往往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郑观应当然不是一个例外：当他主张将中国视为万国之一的时候，也难免流露出“庶几圣人之道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的自傲倾向〔16〕，他屈辱感的消解和心理平衡的保持最终是由于“用夏变夷”观念所起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观念可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但它们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中倒恰恰是作为一种宽容心态的精神资源在起作用的。对于那些以“效法西人为耻”的“拘迂之士”来说〔17〕，“用夏变夷”的激励机制是不存在的，但对于在西方器物、制度、精神三个文化层面上均具比较清醒意识的改良者而言，郑观应的思想演变历程则是极为典型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