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是日本近代经济发展获得极大成功的时代，因为它创造了日本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即用了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便跨入世界列强的行列。但经济成功的背后，同时也写出了一幕日本国民性格扭曲发展的悲剧，而造成这幕悲剧的主要角色便是日本明治时期形成的道德教育观。
    研究、探讨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天皇至尚的国家主义政体下的道德教育观与日本国民“他律”人格形成过程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日本战前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认识，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格”又称“个性”，它是指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正的自我，即外部的要求与自身的需要没有受到扭曲的一种真实的自我。而“他律”人格则是相对“自律”人格而言的，它意味着个体的道德判断受他自身以外的价值标准所支配，服从外在的道德准则，当没能与自身的社会性成熟相统一时，或者说在外界不断地消除其“自我”发展过程中，其道德思维水平也只能受外界“权威”的控制或制约。那么这种环境下人格的发展是片面的不成熟的，甚至是有害的。这可以从我们下面的分析论述中寻求出答案。
    1、天皇政体与规定道德
    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是以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揭开序幕的。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治口号的指引下，开始了“破旧来之陋习”之遗风，并以“师夷之技”、“和魂洋才”之精神振兴皇基；提倡“立身出世”的实业思想和“家无不学之人、邑无不学之户”的教育理念。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追赶上西方列强并使日本经济与西方接轨。可是，经济发展只能说明日本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就日本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而言，“文明开化”并未能使日本的社会组织、文化构造、道德教育与西方同质化，也没能使日本国民人格发展西方化，这确实是值得人深思的问题。
    日本学者源了圆在其所著的《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一书中指出，“社会组织、文化构造与科学、科学技术不一样，它不存在普遍皆准的正确性。”其中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风土、社会、宗教”等因素，尤其是日本社会中的“家族”式构造更显示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而“万世一系”千古不变的天皇体制更是日本社会所“独有”的。因此，也就出现了“文明开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与西方接轨、文化发展与西方异化的“独特”现象，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它对日本国民性格做了哪些“规定”？
    战前日本的教科书中写道：天皇是神的化身，天皇是作为“现人神”而出现的。日本国体形成也是从“神话”中诞生的，它是通过以“天照大神”开始，继以对“神武天皇”、“日本武尊”、“神功皇后”的神话般的叙述而形成的“万世一系”的国体，天皇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
    为了巩固天皇政体的长久统治、强化天皇的“神”的地位，明治维新以后，尤其当“文明开化”带来的西方思想文化对日本的传统道德思想产生猛烈冲撞过程中，明治政府中主张以维系日本传统道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代表人物元田永孚、山县有朋等人意识到传统道德教育的社会教化与法律规定的重要性，它可以保持日本国民对天皇的世代忠诚，对天皇制国家政体的绝对服从。
    1879年发表的由元田永孚执笔的“教学大旨”便表明了明治政府开始对西方道德思想文化采取批判立场，并重新反思日本的传统道德思想。“教学大旨”中指出：“教学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此乃我祖训国典之大旨，上下一体之教之所在也。”以此为契机推动了日本道德教育的国家规定化和社会教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