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仅仅是推翻了一个皇帝，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归于失败。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之所以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革命动力的错误认识是根本原因之一。
    一
    在早期，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武装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寻找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就犯了严重错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将会党当作排满的动力、主力军。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诞生并走上革命道路。兴中会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革命派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依靠谁来开展这些武装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会党“富有强国的团结力，会党之势力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1〕因此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会党身上。“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取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其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所取法。”〔2〕会党宗旨是排满，且“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领导孙中山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利用会党暴动最为可靠”。〔4〕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辛亥革命前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及举行的武装起义，都主要是发动和联络会党。如长沙华兴会成立后，黄兴就积极联络湖南会党马福益；武昌科学补习班联络江西会党，上海光复会联络白布会、龙华会等东南六府的会党。南方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潮洲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都是以会党为主力军。这些起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固然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分不开，但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单纯依靠会党力量也是分不开的。
    会党一般是由失地的农民，破产的城乡手工业者及小商小贩、游民、游勇所组成，是一个被压迫在社会最低层的庞杂群体。20世纪初，各地会党反满活动空前活跃。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穷困潦倒：二是流动性极强。会党的特点使他们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很穷，是一帮浪迹江湖，衣食无着，惨遭统治者的压迫欺凌和社会的冷落歧视的社会弃儿。这种境遇，造就了他们愤世嫉俗、追求平等、见义勇为的思想品格。因此，他们在资产阶级领导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中，往往能勇敢杀敌，视死如归，为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但另一方面，流氓无产者的特性，又使他们将谋生作为第一要素，把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作为奋斗的终极目标。因此，他们的性格特征中又严重存在着自私自利，贪图富贵，寡廉鲜耻乃至卖身求荣的劣根。这一劣根一遇适宜气候，就会逐渐发展，甚至不可收拾。如贵州宣布独立不久，哥老会“占据民房衙署 ，以立公口，仪式陈设，比于官厅”。〔5〕在陕西，哥老会遍及码头，“兼办粮台，派款项，有的还理讼事，设私刑，其权居然在县官以上”。〔6〕为了争权夺利，会党之间更是互相攻击，以致发展到内讧和火拼。“有奶便是娘”是会党的恶习。一些会党在清政府的诱惑下，投靠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深入发展的阻力。
    会党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不可避免地给资产阶级革命带来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加速辛亥革命失败的催化剂。在历次以会党作主力军的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悲伤叹曰：会党“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籍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不能用为原动力”。〔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