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有组织地领导了工农革命运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给孙中山以巨大震动和深刻影响。但至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仍没有想到要依靠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力量,只是对革命动力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21年至1922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对革命动力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把实现自己计划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全力培植起来的“援闽”粤军,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认为陈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但陈炯明的叛变,导致了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这次失败,使孙中山对革命动力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过去历次的失败,是失败于敌人,而这次失败,是失败于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10〕相从十余年“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这次失败,使孙中山彻底清醒:单靠现成的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而不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人民群众,是必然要失败的,与军阀合作无异是与虎谋皮,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走新的革命道路。 1922年1月至1923年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这使孙中山产生了联合农民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想法。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提出了“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这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在对革命动力的认识上发生了根本转变,而且在政策上也有重大转变。资产阶级革命终于在迂迥曲折的历程中走出了“死胡同”。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接受共产党和共青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欢迎工农分子参加国民党。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只有国民党和广大民众的密切结合,中国民族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11〕“国民革命之运动,心恃全国农民、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12〕后来,他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为基础”。〔13〕1924年7月,广东省召开第一次农民大会,孙中山看到许多赤着脚,穿着破烂的衣衫,有的带着箩筐和扁担的农民来广州开会,深受感动,他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14〕8月他号召广州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斗争,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15〕1924年9月,孙中山甚至提出了“产业工人阶级应当发挥领导作用”的论断,这一认识是很可贵的,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临终前一天的《国事遗嘱》中,表现出他一生对依靠民众力量认识的最高峰。遗嘱中写道:“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革命成功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6〕这是孙中山一生革命的经验总结,是孙中山对革命动力的认识最高概括。 可惜的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浪潮。然而,以宋庆龄、廖仲凯、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与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及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一方面在刊物发表文章,批判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另一方面,在国民党“二大”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议决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当蒋介石彻底背叛孙中山,进行镇压工农群众的反革命政变,对国民党及国民党左派的一系列组织进行解散、封闭时,国民党左派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联合,领导广大人民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及阴谋进行深刻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在左派的影响下,武汉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进行国民革命。汪精卫等控制了武汉国民党政府后,悍然“分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彻底背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至此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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