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张之洞兴学育才、整顿中法、采用西法三折共27条，其中数条因内容相近合并计25条。这25条，张謇的《变法平议》大多有相近的对应，无对应的只有6条。6条中整顿中法3条，其中崇节俭、破常格系老生常谈，只有筹八旗生计较重要；所缺西法3条中，广军费、推行邮政较重要，官收洋药不足道。因此张謇真正缺少的应是3条。反观张謇所列条文，张之洞三折无对应的竟有19条之多，其中重要的有：中央置议政院、改设外部、府县设议会、银行用钞票、国家应作预计（预算）、改税目、行盐法、定折漕等有关国家政治经济大事。显而易见，就内容言，张謇的《变法平汉》要比张之洞三折丰富得多。
    张謇《变法平议》最突出之处是中央设议政院、府县设议院的建议。张謇反复强调这是变法的第一要事，并置之全文之首。就张謇本意言，议政院并不同于西方国家议会，议员不由民选而由大臣自辟；权能也只限于提出章程分付行政、司法官员“次第举行”，也无监督权，充其量是个咨询机构。府县议会权力较大，有权决定地方税收及财政预算，但人数又只限于5人（含议长）。尽管有此缺点，但张謇的思路毕竟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前进了一大步，反观张之洞的奏折，对此只字不提，可见其思想已落在了张謇后面。
    两人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也有差别。虽然两人都力求“新旧相参为用”，但张之洞主张“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18〕一付“中体西用”的腔调溢于言表。张謇除讲参用新旧外，强调的是“必先更新而后旧可先涤者”，表现了敢于先标新而后除旧的勇气，张之洞则主张“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显得持重有余而进取不足。
    张謇《变法平议》对张之洞所写三奏折的具体影响已不清楚。但从居于篇首的“设议政院”未被采纳看，张之洞并不赞成张謇的意见，刘坤一的态度也与张之洞一致。后来刘、张两人会奏，用的就是张之洞的本子，从而被称为“江楚会奏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基础。
    1903年日俄战争爆发和日胜俄败的结局，以“日因行宪法而获胜，俄因行专制而失败”的生动例子，使中国政局震动，使中国人感悟，立宪运动迅速展开。1904年4月，张之洞为江南制造局迁新址而到南京，在与两江总督魏光焘会商时特约张謇参加，专谈立宪。受张、魏之托，张謇与蒯光典共同起草奏稿，“经七易，磨勘经四五人”。在接触中，张謇看到张之洞“语婉甚而气亦怯，不逮林也。”〔19〕林指的是贵州巡抚林绍年，此语明指张之洞不敢理直气壮地谈立宪，连林绍年也比不上。特别是张之洞还要张謇去探明袁世凯的态度，更暴露了张之洞老于世故、“气怯”的一面。这年6月，张謇更得到一个消息：“南皮创为有限制宪法之说，民间有义务无权利”，张謇很不以为然，“此老发端既不勇，而以大学章程例之，正恐学术杀人之事不免。”〔20〕明确批评张之洞在迫不得已情况下谈立宪，象制定大学章程一样，用限制学生的办法限制人民，手段是“学术杀人”。
    国内立宪运动走向高潮，张謇已成为国内立宪派代表人物，这时日本留学生中革命风潮迭起波及国内。如果说张之洞在立宪问题上态度暖味，那么在对待革命上却立场鲜明：1903年《苏报》案发生，他力主“引渡”章太炎、邹容并加严处；1906年他派兵镇压萍浏澧起义；1907年又镇压安庆起义，在革命人民眼中，张之洞已是出卖民族的“汉奸”。张謇虽不赞成革命，但态度却温和得多，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则纷纷回国，他与上海绅商筹划接待安排，对张之洞用暴力镇压学生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高压政策足以驱使学生走向革命。
    三
    如果说在诸多国内大政方针上，张之洞与张謇的起点有相当大的一致，随着时间推移，差距日益增大，那么在实业的兴办上也出现了类似悄况。
    张之洞是张謇走上实业救国道路的领路人，是张之洞曾为张謇提供了办厂机遇，在办厂过程中，又是张之洞将其拟在湖北建官纱局南厂的机器作价，为张謇初步解决了设备和资金来源。1897年，张謇率大生厂主要干部亲赴武昌，考察湖北新政，其中便包括张之洞兴办的新式工业，张謇对张之洞兴办实业的气魄极为倾倒：“于此见西人艺学之精，南皮要是可人。”〔21〕大生厂最初办厂方针及管理方法受张之洞所办洋务企业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
    大生纱厂办厂过程也可看出两者之间的某种延续关系：最初张謇受命办厂也是“官招商办”，这与张之洞官督商办企业用的是相同口号。后因商股招集困难，“改议通纱厂官商合资，官以久阁沪上之机估值五十万两为本，商集五十万两合之”〔22〕，但商股投资仍不踊跃，还是得到张之洞、刘坤一首肯，才将“官机”对半平分，由盛宣怀、张謇“合领分办”，张謇得少募集二十五万两商股，这就是大生厂“绅领商办”的由来。可见“绅领商办”是脱胎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但大生厂既走上绅领商办之路，便显现了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