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张謇在厂中地位，不同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中的官方“监督”，事实上，如他自己说是“介官绅之间，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作为商务局总理，又是奉命办厂，他是官方代理人。从他二十多年主持厂务，一直独断专行看，官方的身份带来许多特权，故大生厂自建厂起便获得减免厘税的优惠，在通海地区实际上处于垄断地位，远非一般民营企业可比。但作为厂主，他又是商股利益的总代表，曾多方抵制官方过多干预，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张謇的双重身份，使他有较大的活动余地。
    其次，洋务企业在利益分成上，最大特色是官息极重。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时便规定每出铁水一吨须还清官垫一两，垫款还清后照抽，张之洞称这是“以为该商局报效之款”〔23〕，简直是强取。大生厂因有官机折价的官股存在（占全部投资的56.17%），所以官息极高，达八厘以上，在没有投产前，官息照付。但不同的是，张謇对工厂盈利的分配，除保证官息外，“余利”作了较合理的分配比例〔24〕，不仅股东得利，各级管理人员也能分润，这有利于加强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和工厂的凝聚力。
    第三，洋务派所办企业如衙门，如汉阳铁厂，“用人、理财、筹划、布置……及一切应办事宜，遵照湖广总督札饬，均由督办一手经理……但随时择要汇报湖广总督查考。”工厂实行准军事管制，“派营勇驻扎弹压”〔25〕。大生厂有因袭洋务企业的一面，用了巡丁，但更多的是学了上海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管理经验，因事设人〔26〕。张謇手订的《厂约》，明确规定各级董事、执事的职责，与洋务企业因人设事，机构重叠、臃肿是完全不同的。
    第四，张謇比较尊重商股利益，在公司法未颁布前，每年必撰一“说略”，将工厂情况向股东公布，征求股东意见；公司法颁布后，则依法召开股东会，向股东作汇报，这又是洋务企业名曰官督商办、实则“侵占商业而为官办”，“挟官以凌商”〔27〕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以上实例，已足以说明大生厂的“绅领商办”是官督商办走向商办的过渡形式。在清末最后十余年间，它无疑是使企业获得最大生存空间的一种模式。当张之洞的洋务企业赔累不堪，不得不将汉阳铁厂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纱麻四局由官督商办进而交由商人承办时，大生厂却蒸蒸日上，由一个厂接连办了几个分厂，垦牧公司等企业也接连上马，另是一番景象。大生厂的发展，主客观原因有多种，但体制上比较宽松，经营上比较灵活，并日益向民营企业靠拢，应是重要因素。
    张之洞与张謇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位置，仿佛是一个时期的结束和另一时期的开始。从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张之洞是殿军；而民营企业虽不始于张謇，但办得象大生厂那样形成规模和集团的，当首推大生。张之洞与张謇的地位都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开创的业绩，应受到后人景仰 。
    两人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同位置，除了时间上的差异（张之洞洋务活动如从1881年督晋算起要比张謇早十几年），行业上的差异（张之洞的近代企业以钢铁为中心，张謇则以棉纺为中心）外，还与两人出身、经历与背景不同有关。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世家，早中甲第，官场顺遂，张謇曾说他有“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妪气”〔28〕，话虽刻薄，但官气、骄气、娇气在张之洞身上都有明显体现却是事实。经元善亦曾批评张之洞“有畛域之见”，“有阶级之见”，湖北“官气之浓甚于沪，最是商情所大忌。”〔29〕张謇则不同，他出身农家，少年务农，长期当幕僚，科场更不顺利，家乡通州又地接资本主义发展中心上海，耳濡目染，所以很早便为工商者立言，以致随时代前进，由翰林公走向兴办实业道路，成为资产阶级代表，投身立宪。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他向清廷作“最后之忠告”后，转向革命。张謇一生体现了由封建士人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轨迹。张之洞虽以懂洋务著称，一度也支持维新运动，但当维新派受挫，“复由新而返旧”〔30〕，加以他与清王朝关系，直至晚年，还站在清政府立场上，压制铁路商办要求，以粤汉铁路督办大臣身份出卖路权，因此终其一生，张之洞一直是洋务派官吏、清王朝的忠臣。
    无论是张之洞的洋务企业或是张謇的大生集团，最终的命运都是不妙的。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交由盛宣怀按官督商办形式接管后，盛除了中饱私囊，又勾结日本财团，将铁厂合并于汉冶萍公司，终将这个曾号称东亚第一的钢铁企业拱手让给日本财阀，完全违背了张之洞办厂的初衷。大生集团虽有过一段黄金岁月，但为时不久便负债累累，张謇虽一再抵制日资的鲸吞，但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也不得不被江浙财团所接收。江浙财团的后台也是外国资本主义，这也是张謇始料不及的。形势比人强，在旧中国，即使如张之洞、张謇这样的强人，如不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就会败下阵来，这就是中国近代化历程告诉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