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权分立的思想，属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权主义的范畴。但是孙中山却常常把三民主义同五权分立并列地提出来。这说明五权分立在他整个政治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五权分立--究其实质，是关于国家政体的思想，然而这种政体“不但为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注：《孙中山选集》上卷P81。）早在1906年， 孙中山在和友人的谈话及《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讲中，就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思想。他说：“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注：《孙中山选集》上卷P79。）孙中山认为，实行三权分立政体的国家，总是在任用官吏和监督弹劾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怎样才能避免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在选拔委任官吏上的毛病，保证官吏在行使职权时，真正体现国民公仆的品质，廉洁奉公而不徇情枉法呢？孙中山在吸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选任官吏采取的考试和监察制度，提出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增设考试、监察两权。主张将来中华民国宪法，一定要设独立机关，专门掌管考选权。孙中山指出：“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端。”况且，“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员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理论上说不过去的。”而“中国从古以来，本是御史台主持风宪”，如唐朝的谏议大夫，清朝的御史，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但是由于监察弹劾之权依附于君主，以致到头来“亦不过是君主的奴仆，没有中用的道理。”鉴于此，孙中山主张，执掌监察弹劾之权的机关“定要独立。”因此，五权分立理论的创立，体现了孙中山“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轻弃”的中西合璧思想。他认为以外国输入之三权，与本国固有之二权一同采用，便能取三权分立之长，补三权分立之短，对国家进行完美无缺的治理。
    五权分立思想，否定了政府和官吏是国家的主人，而认为应该是“国民公仆”。这是孙中山“主权在民”思想的积极体现。在论述政府同人民的关系时，孙中山抨击欧美资产阶级代议政体“有很多缺点”，认为在这种政体下，人民“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而代议政体在中国的翻版，更是丑不可言。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争得了代议政体，但是“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脏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不堪问罢了。……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注：《孙中山选集》下卷P708、750、727、722。）孙中山看到了代议政体的各种弊病，看到了民国成立后，人民无权与军阀官僚擅权的严酷事实，就不能不去思考，如何解决只能够把官吏议员选出来，没有权力把他们管起来的矛盾；不能不去思考，如何消除由政府与人民尖锐对立而引起的种种恶果。
    孙中山设想“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有能的专门家”。（注：《孙中山选集》下卷P742。）这就引出按照民权主义建国的一个原则--权能分离学说。在五权分立的国家里，人民应该有权，政府应该有能。孙中山在阐明政权性质时说：“政府的一动一静，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只要他们（指政府官吏）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大权托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才是很快。”（注：《孙中山选集》下卷P740、763。）可见，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工程师对于机器。人民有选举权，又有罢免权，不仅可以把机器开出去，还可以拉回来。人民的这两个权，就是管理政府中一切官吏的，可以放出去，又可以调回来。国家除了官吏以外，其次便是法律，人民有了创制权，又有了复决权，就可以决定法律的兴废。过去人民没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因此选举了官吏和议员之后，就无法过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即所谓代议制政体。而现在是用人民的四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即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这样的政治机关，就可以保持人民与政府力量之间的彼此平衡。
    五权分立的思想和其他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一样，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曾经鼓舞过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和实施民主宪政而斗争。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创立名副其实的人民政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