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抗日战争前期，香港成为中国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阵地
    从抗战开始到1941年香港沦陷于日本，香港成为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阵地：成为华东、华北重要战略物质、工业设备、军政人员向西南后方迁徙转移的重要中转站；成为反法西斯盟国加强对中国战场联系、了解与支援的窗口；成为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支援、帮助中国抗战的一个通道；成为中国共产党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1937年冬，党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新四军和八路军筹集资金和物质，组织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6月，宋庆龄联络中外知名人士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出版《保卫中国同盟简讯》，向全世界控诉了日本法西斯暴行，报道了中国军人英勇抗战的事迹。同盟还募集了大批款项、医疗器械和药物到抗日战场，介绍了白求恩等著名国际友人到抗日前线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联名通电，斥责国民党的反共内战罪行。此间，邹韬奋、杨东纯、范长江、张友渔等在香港组织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1941年12月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英军只是进行了一些装点门面的抵抗，圣诞节过后，就向日军竖起了白旗，香港的“米”字旗换成了“膏药”旗。本来，在12月初，日军在距深圳河边境仅4公里的地方集结重兵，准备向香港发动进攻，当时活跃在广东一带的共产党东江抗日游击队，立即通知了港英当局，并提出由中方出人，英方出武器，装备一个团，与英方合作保卫香港的建议，但被港督杨慕琦拒绝了。香港从英国人手里再沦陷到日本人手里后，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工委的一件头等大事，就是紧急援救流亡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这批忧国忧民，仗义执言，同情和参加中国革命的作家、艺术家和进步学者们，无法在国统区立脚，纷纷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流亡到香港，其中有邹韬奋、茅盾、夏衍、乔冠华、胡绳、千家驹、柳亚子、戈宝权、于伶、胡风、丁聪、田汉及何香凝等。从1942年1月初到2月底，在香港开展工作的中共南方工委廖承志、张文彬，粤南省委的梁广、连贯及滞留九龙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等，组织领导了这场虎口逃脱斗争，300多人顺利偷渡成功，先被护送到东江游击区，再转移到大后方。
    1945年8月30日，英国太平洋舰队抢先从日军手中接收香港，蒋介石在民族利益上的妥协退让，铸成了不可饶恕的大错，香港又回复到战前的状态。
    5.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民主力量在香港大汇合，并最终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中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介石继续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方针，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满敌意，要“严加取缔”这些“非法团体”，甚至以暴力手段对他们施行迫害，在血的教训和严酷的现实面前，民主人士和中间阶级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或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在这一特殊背景下，香港成为国内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避难所和政治活动中心。正是在香港，国民党的民主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政治上陷入更彻底的孤立；也正是在香港，各民主革命力量从此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从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请看具体的史实：1946年秋，何香凝等从广州迁居香港；1947年春，章乃器到达香港，建立港九地产公司，7月，他和孙起孟等人在港成立民主建国会港九分会，继续从事民主运动；8月，郭沫若转移香港；10月，柳亚子由上海迁居香港；年底，杨杰派人到香港同蔡廷锴联系，商讨在云南组织武装反蒋的问题，后亲自赴香港；年底，国民党强行解散民盟后，沈钧儒等秘密从上海来到香港；在这之前，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李济深等早已来到了香港；冯玉祥，谭平山等已经在香港；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一些领导人如谢雪红、杨克煌等也到了香港，他们在陈嘉庚的资助下，创办了揭露批判美蒋反动派的“新台湾出版社”，并于11月在香港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之后，龙云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逃离南京，于1948年抵达香港，黄琪翔从广州转赴香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不约而同，来到了香港这个特殊的地区，中国民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发生质的变化就顺理成章了。
    1947年11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铭枢、李章达、柳亚子等为发起组织人，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宣布“民革”“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几乎与此同时，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表示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与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注：史良：《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民盟和在港的其他民主人士纷纷致电毛泽东，毅然北上，陆续进入解放区。从香港到东北到北京，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人民一道，终于迎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