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百余年间，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民族危亡的加深与民族觉醒、中西文化的交汇、以及百年动荡之中社会的新陈代谢，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大量社会思潮集结性地涌现。在短短一段历史时期，出现的社会思潮数量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广、冲突如此之烈，不但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以今人观之，随着商业社会来临、知识分子日渐边缘化，半个世纪以前那种思潮纷呈的局面似乎早已成昨日黄花。但是思想史决非百家往而不返的战场，我们的先人在精神世界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容低估的遗产。不仅当代诸多文化争论、思想分歧政治方略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重复着先前的声响，而且当今社会的某些公共习尚和观点共识，究源竟委，都与晚近百余年的思潮运动有不解之缘。时至世纪之交，中国学者更有责任去认真清理反省这批思想文化的公案。
    事实上，对近代思潮的反省与研究远非自今日始。早在本世纪初，身历诸种社会思潮激荡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其反省的必要，譬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虽然论及的主要是学术思潮，但已经十分注意它们的社会意义。而本世纪上半叶政坛与学界的诸多论战，如改良与革命之争、中西文化之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科玄论战、社会主义论战等等，实即同时展开着对不同思潮的批评。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步统一与日渐强化，非毛泽东思想的诸种思潮至少在显性的层面已经不复存在。从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对近代若干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的研究几乎等同于简单的“大批判”，至于其他思潮更是一概否定。80年代一度兴起的文化热虽有种种浮躁疏阔之处，但是围绕着“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时代母题，将近代诸多文化争论在新的条件下再度展开，却是它最实质的内涵。“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带来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往被视为神圣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已不复存在，重新诠释近代政治史和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兴趣在学术界方兴未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对梳理与反省近代社会思潮表现出了新的热情。
    80年代文化讨论的主流呈现出激进主义的反传统倾向，其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古代文化传统。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最初对近代社会思潮并未发生多少兴味。但是有股潜流迅速地壮大起来，终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渐取代激进主义，最后占据了主流地位。那就是从海外汉学界发端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论断--中国落后的现状与未能彻底抛弃阻碍现代化的传统有关--正相反，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现代化之路上徘徊不前，乃是因为经过“五·四”激烈的反传统以后，权威丧失，缺乏足够的传统文化资源。从对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反省与批判开始，对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明显增多，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尤受研究者关注，以至于现代新儒家几成显学。激进主义既已退潮，以往备受指责的洋务思潮与维新思潮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与海外后现代主义相呼应，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开始受到批评；在宗教热的背景下，近代佛教的复兴与改革、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也渐次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消隐多年的人物、寂寞半世纪的事件、沉默如同佚散的文献，不断地被重新发现，给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增添了内容与生气。
    因此，今日我们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回顾与总结，不仅包括对近代社会思潮作出认真清理，而且应当包括对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状况有真切的回顾与反省。就笔者个人观之，它涉及以下四个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中普遍存在而又必须合理解决的基本的方法与理论问题。
    第一，思潮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
    社会思潮研究可以归入思想史这一专门史的范围，当然可以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而且人类思想的运动有其自身的特征与规律，思潮的生灭消涨大致上不脱其制约。但是我们通常研究思想史，如哲学史、政治思想史、文学批评史等等，主要是从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文本入手，通过解析这些文本，确定最能代表某个时代的某些作品，勾划出它们运行的轨迹，探讨其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得失，就大致完成了思想史的诠释。社会思潮的研究同样需要这些，包括确定最能代表某思潮理论的文本、分析它们与其上下辈的传承或逆反关系等等。但是，研究社会思潮决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本来就不只是少数思想家。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思潮，无疑指较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运动，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在思想领域的反映，通常是从知识分子群体发端、推向或大或小的社会层面、进而影响到生活世界和民众心理的思想运动。用当初梁启超的描述性语言，“思潮”即思而成潮：“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为潮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总之，社会思潮研究一定要超出单纯的思想史领域，向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迈出必要的一步。
    “社会史是以人们的共同物质生活为前提展示的人际诸关系，从横的方面进行历史的考察。”（注：陈旭麓：《中国社会史研究纵横谈》，《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它至少包括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几个层面的历史研究。其中社会意识不仅指社会精英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指普泛化的世俗观念与社会心理，包括社会心态史的研究。这些正好是与社会思潮研究相交接的。就中国近代而言，之所以百余年间各种社会思潮前推后拥、喧嚷不息，固然有政治斗争（政治史）和对外关系（军事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原因，但还有社会生活的演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方面的原因，即社会史的原因。中国近代百年，无论与中国古代三千年比，还是与欧洲近世数百年比，社会变迁都显得特别迅速；近代社会内部，上层建筑变化快，经济基础变化较慢。“这两个特点同时存在而相互制约，决定了百年变迁过程既是急速的，又是不成熟的”。（注：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社会的急速躁动也决定了近代中国诸多社会思潮的来踪去迹。不仅如此，社会思潮之所以成“潮”，本来指卷入相关的思想运动的人数之众。换言之，一种思想不仅为出类拔萃的精英之辈所独有，而且与社会心理构成广泛的共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时蔚为风气习尚，进一步可能积淀为新生一代的共同心理。总之，社会思潮本身就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