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立刻就转换成如何确定意义评判的标准。
    经过近代百余年来的价值变迁，今天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似乎在迅速漂逝。在思潮蜂起的时代，争鸣与论战自然也包含了意义评判，但难免如荀子批评的那样，“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荀子·解蔽》）50年代以来，评判的标准就变成了单一的政治标准或意识形态的标准。像历史上常见的循环一样，独断论之后接续的是相对主义。但是相对主义的价值观不能成为我们评判社会历史的前提，甚至使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变为不可能。因此，尽管我们承认社会生活是多元的，而且我们的时代常被称为相对主义的时代，我们仍然不能回避价值之追寻。
    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价值应当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价值当然是人的创造，离开人的创造活动，世界上本无所谓价值。形形色色的独断论价值体系总是这样那样地强调价值的超拔出人的一面，无论冠之以天理、天命、还是规律。但是人的这种创造并非纯乎人的主观认定或主观赋予，它同时应当符合社会实践的客观趋势或需求，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价值就是这样一种理想，它从现实中抽取出来，又可以引导现实，使之在自身发展中达到人的目的。
    根据以上基本原则，我认为可以在两个维度的结合点上去确定评判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价值标准：第一是人的自由发展；第二是现代性。
    毫无疑问，自由是价值判断的公设，或者说，价值判断必定要以自由的理想为前提。“正如真理是过程，理想和自由也是过程。人类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和飞跃，都可说是由必然之域转向自由之域总过程中的环节。而每一个飞跃都包括两方面：在物质方面是趋向自由劳动的进步；在精神方面是趋向以发展人类本质力量（知、意、情等）为目标的‘真正自由之域’的进步。”（注：冯契：《智慧的探索》，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650-651页。）是否有利于这种进步，就可以成为一种评判标准，因为人类最终希望超越现实的物质生产领域，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去真正全面地发展自身，从而使人类自身体现为目的。
    引入“现代性”的标准要复杂一些。这里的现代性，不是在“现代--传统”二分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指以理性化或合理化为本质特征的科技进步、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等等指标。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如何解释其原因，当代中国已经步入了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现代化社会所追求的速度、力量、规模、新奇，同时也是现代化的动力与生命。如果说19世纪前期的中国尚可以超然于工业化、市场化、世俗化的西方世界而独自存在的话，那是因为当初威胁它的列强是外在的；而今天，中国已经不可能再逸出现代化的轨道踽踽独行了。与其说现代化是国人的共同心愿，毋宁说现代化已成了客观趋势。势所必然处即是理。客观之势反过来成为法则，规范与制约着我们的观念与行为。所以是否符合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应当成为衡量近代社会思潮意义的一个维度。当然，这一维度仍然需要一些中介使其具体化。譬如18、19世纪以来先后走上现代化的国家都先期形成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所以中国近代一切直接或间接地有益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人物与思潮都应当予以适度的肯定。但这种肯定是放在整个现代化的总流程来作出的，无疑比单纯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有更高的理性自觉与更广的历史视野。
    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追求，但我们仍然要说，现代化只是一个维度而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现代化本身是一场历史变迁，而不是纯然的目的，加之以工业化、都市化、合理化为标志的现代化世界已经日益彰露出其诸多弊端，并且早已引发了人们种种严肃的批评。这些批评可以归结到一点：现代社会造成了人的新的异化，对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造成了新的限制、销蚀乃至奴役。换言之，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甚至表现出若干对立的特征。因此，我们不应该陷入盲目的现代性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