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弗里德的科学和平主义又是不科学的，因为他夸大了法的作用。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①⑦]。20世纪初的国际局势恰好为弗里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证据。因召集海牙会议而被和平主义者称为和平沙皇的尼古拉二世发动了日俄战争。这充分说明弗里德的“斗争已升华为和平的竞争”的理论的不科学。
    随着科学和平主义的产生，在学术领域出现了赞成和平运动的学者。在历史学方面，少数史学家改变了以前对和平运动的态度。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在20世纪初成为和平主义的热心支持者。1910年，他称和平主义为“欧洲政治文化的最庄严的兴旺时期”[①⑧]。和平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路德维希·奎德就是历史学家。在德国的法学界也出现了对和平运动的重新认识。1906年波恩的法学教授菲力普·左恩发表了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反映许多学者的看法，其中写道“简单地用幼稚可笑的耸肩来看待现代的和平运动，人们也许已经习惯了，但再不能这样做了。他们的思想已遍及了整个世界并且在当代国际生活中构成了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我们因而必须细心注意他们”[①⑨]。
    德国和平运动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国际谅解联合会的建立。弗里德认为德国和平协会自成立起到20世纪初在动员舆论方面一直效果不佳，他试图建立一个新组织弥补这种不足。1910年5月，弗里德和奥弗里德·尼波德以公开呼吁书的形式宣布了这个组织计划，“我们必须为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的政治制度努力，特别是通过扩大国际仲裁和促进同其他国家的条约去传播世界和平的保证……〔德国人〕必须认识到竞争国家的共同利益要比他们的竞争利益大，因而国际理解是可能的”[②⑩]。呼吁书得到了许多有影响的学者的拥护，著名的有赫尔曼·科恩、海克尔、阿道夫·哈纳克、卡尔·兰普雷希特和马克斯·韦伯等人。1911年6月，41名代表在法兰克福集会，正式成立了“国际谅解联合会”，主席为慕尼黑的法学教授埃曼努伊文·冯·乌尔曼，尼波德任副主席。
    联合会的活动集中在以国际理解思想影响公众舆论上。一方面，联合会认为有威望的人物对国际理解的有见识的评论将对舆论产生有益的影响，因而他们组织成员发表关于国际关系的小册子来影响公众的思想；另一方面，召集国际大会，以促进国际理解思想，著名的有1912年伦敦的英德协调会议和1913年在伯尔尼召开的法德议会代表大会。但联合会存在的真正顶点是它自己的两次全国大会，即1912年海德堡大会和1913年的纽伦堡大会。
    和平主义者对国际谅解联合会的建立兴高采烈，他们纷纷加入到联合会中。但联合会对和平协会的态度却令和平主义者深感失望。尼波德为了使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在成立大会上没有邀请弗里德参加，并且强调联合会“将是一个杰出的实践的和现实的事业”，以显示与和平协会不同。1911年夏，尼波德从行政委员会解除了两个和平主义者的职务。1913年在纽伦堡大会上，尼波德宣布“联合会不论同泛德联盟在政治上的酒精中毒还是与和平主义者的节欲都没有任何关系”[②①]。和平协会对此的反应是强烈的，二者之间的冲突逐步升级，最后甚至国际和平局站在和平协会一边加入到争论中，1913年才出现了不稳定的休战。二者之间的争吵大大削弱了和平运动的力量。
    从联合会对德国社会和政治影响的立场上看，联合会的意义很小。它对进步学术界和政治家的有限呼吁，不能对那些制定德国外交政策的人发挥任何影响；上流社会的大会也不能使公众改变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从联合会的成员看，学者特别是法理学家占支配地位。一方面这代表了和平运动最重要的发展，因为它第一次设法在狭小的和平协会和地理局限外扩大，表明了德国和平运动在组织上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比和平协会更为胆怯软弱，害怕触怒当局而影响他们的政治、学术生涯，因而他们更具妥协性。由此可见，一战爆发后，联合会所有成员支持战争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以上和平运动的发展看，我们不能不说，和平主义者取得的成就是微小的。他们几乎在德国社会的各个部门都遇到了反抗，加之其自身的弱点使和平运动必然走向失败。
    三、德国和平运动的失败原因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和平运动的两个中心组织德国和平协会和国际谅解联合会纷纷放弃了他们的和平纲领，转而支持战争，这一运动因此而名存实亡。我们试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其失败原因。
    首先，从主观方面讲，德国和平运动的失败是由其自身的局限性造成的。
    第一，德国和平运动的领导人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忽视或拒绝接受阶级冲突作用的合理性，他们不主张改变德国现状，只希望改革资本主义社会。正如列宁指出的，“和平主义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思想：似乎战争同资本主义没有关系，不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这是理论上的欺诈，在实践上就是躲避社会革命”[②②]。和平主义者主张废除战争，是惧怕战争会引起社会革命，这种思想决定了他们不能像社会民主党一样提出更为激进的主张，只满足于在现存社会基础上的改良。
    第二，和平主义者过份依赖当权人物的作用，从而使运动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尼古拉二世、威廉二世等人的身上，希望他们实行开明改革，从而达成和平协定，签订仲裁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