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德国和平运动的组织涣散，领导无力，难以保证整个运动在各方面的协调统一。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之间缺少联系，互不支持。尤其是德国和平协会和国际谅解联合会的争吵严重削弱了和平运动的力量。从各个组织的成员看，虽然人数不断增加，但真正起作用的少，参加协会的人甚至不了解和平纲领。一个和平主义者把和平协会的会员比作“对牧师说的一切只会点头同意，但不能做任何事情的教区居民”[②③]。这种状况削弱了和平纲领的实行。
    第四，德国和平主义者狭隘的爱国主义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个运动的局限性。其表现如下：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他们从国家利益出发，始终坚持国际正义的基本原则是欧洲现状的合法性；在殖民问题上，他们赞成德国殖民扩张。一方面，他们认为国际正义制度将为人口稠密国家提供和平扩张和在欧洲以外人口稀少地区建立殖民的道德权力；另一方面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使命是教育未开化的民众，文明会给野蛮人以幸福，使落后地区摆脱战争。这实质上为德国沙文主义提供了口实。在战争问题上，和平主义者为德国进行战争辩护。德国和平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奥托·乌姆弗里德说，即使战争是为不义而战的，我们对士兵的鼓励应是“你在为一个神圣的事业战斗，你在为你的祖国流血和牺牲，责任不在你，而在那些发动战争的人”[②④]。国际谅解联合会的教授认为国家为防御自己，可以诉诸战争。当1914年战争爆发时，当时的和平协会主席路德维希·奎德写道：“……战争破坏了我们的意愿，威胁着我们的人民，使他们处在遭遇严重的斗争中，我们每一个德国和平主义者面对祖国应同每一个德国人一样履行责任[②⑤]。这一点违背了和平运动反对战争的纲领，标志着它的失败。
    其次，从客观方面讲，军国主义的盛行和德国政府对和平纲领的反对促成了一战前德国和平运动的失败。
    德国政府强烈反对和平主义者提出的仲裁、裁军等主张。仲裁的国际原则用来限制德国的。霍尔斯太因和标洛都认为，仲裁仅仅以合法的纠纷拖延武装敌意的实际爆发，对于能够迅速动员的大国是不利的。德国在第一次海牙会议上被迫同意了仲裁法庭。但威廉二世说：“我同意这一废话只是为了沙皇不致在欧洲面前丢脸。然而，在实践上我只信赖和依靠上帝和我自己锋利的剑！我得……依靠他们的一切决定。”他们认为，仲裁的国内原则对德国政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他们认为，仲裁和裁军的实现，仅仅有利于积极鼓励议会控制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这与德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水火不容。威廉二世说：“德国只有一个主人，这就是我，我不能容许有另外的主人。”[②⑥]他们反对仲裁和裁军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认为它会促使政府裁军，由此削弱皇帝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强有力的统治，并进一步威胁建立在君主特权之上的政治体制。
    德国政府对和平运动的反对，使和平主义者希望政府实行改革的希望变成泡影，同时，政府的态度也影响了各个机构，使和平主义者的活动受到层层阻碍。
    19世纪末，德国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盛行对群众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黩武主义、军国主义在社会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甚至连高级官吏、科学家都以获得军衔为荣”[②⑦]。和平纲领与德国的军国主义、沙文主义背道而驰。历史学家特赖施克曾说，“建立国际仲裁法庭是与国家的性质不相容的”，“那些提出普遍和平这一愚蠢概念的人表明他们对雅利安民族的国际生活毫无所知”[②⑧]，这也多少反映了德国各阶层对和平运动的看法。这种状况使德国和平运动中的各组织在财政上处于拮据状态，虽然也有不少热爱和平的人解囊相助，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和平主义者处在乞讨状态”[②⑨]。这就使德国和平主义者举步维艰。而19世纪末出现的一系列军国主义组织，诸如德意志海军协会、殖民协会及泛德联盟都得到了大财阀埃·基尔多夫和阿·克虏伯的大力支持，仅舰队联谊会就是用军火大王克虏伯50万马克的捐款开始活动的。
    综上所述，在德国政府和军国主义的反抗下，加之其自身难以摆脱的局限性，一战前德国和平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四、德国和平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从以上所论述的德国和平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失败原因，我们不难看出，一战前的德国和平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运动。
    首先，和平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和平世界、民主国家。在他们设想的世界里，国家领导权自然移交到进步的资产阶级身上。英法的议会民主制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像资本主义一样更好地适合保证和平，在这个制度里，人们的侵略行为会升华为和平的竞争，而不需要更进一步的社会变化。由于德国的特殊历史状况，和平主义思想直接与政治社会现实冲突。他们提出的议会控制政权实际是对皇权的否定；他们提出的仲裁及裁军原则是对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否定。从这方面讲，和平主义者所要求的是一种民主权利；它们的活动是致力于使德国成为民主国家。1911年弗里德在著作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德国发展为一个民主政治，并且执行民主的外交政策，我们在欧洲将有和平……和平问题因而是一个德国内部的政治问题，它在于对容克的征服，在于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胜利”[③⑩]。
    其次，从和平主义者的身份看，和平运动是“中小资产阶级现象”。在德国和平协会中主要有小商人、教师、牧师、记者等成分，在国际谅解联合会中主要有学者、教授等。前者之所以参加和平运动是因为他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社会上都不是“身居高位”，他们既没有在军队中保持军衔也没有大学文凭，所以他们易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宣传，而不用担心参加和平运动而损坏自己的前途。后者中的学者和教授抱着推行国际法的目的参加到和平运动中来，但是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同无产阶级一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的改革，这也决定了和平运动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