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利高里一世（Gregory I,590～604年在位）是中世纪初期一位十分重要的罗马教皇。“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都更坚定地想把教皇的权力扩大到整个西欧的教会”。[①a]他在位期间，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一场提高罗马教廷地位、扩大罗马教皇权力、扩张罗马教会势力的斗争，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形成中世纪罗马教皇的至高权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格利高里一世根据他担任教皇使节期间对拜占廷帝国的观察和伦巴德危机期间拜占廷帝国的反应，逐渐摆脱拜占廷帝国对罗马教会的控制，积极扩大罗马教皇的权力。查士丁尼对罗马教会的压迫，早已激起罗马教会的不满。但公元5～6世纪的教皇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采取反抗行动，只是提出口头抗议而已。格利高里一世上任后，情况发生了有利于罗马教皇的变化。拜占廷帝国实力减弱及伦巴德人对意大利的入侵，使得拜占廷帝国无法继续对罗马教皇严加控制，从而为教皇统治提供了取得独立的机会。
    格利高里一世领导了罗马抵抗伦巴德人的实际斗争，“是个在伦巴德战争中能力和威望都十分重要的人物”。[②a]他以教皇身份组织罗马居民行动起来，组成民国，进行积极防御，同时拿出教会的收入，贿买伦巴德人，使罗马渡过了公元591年和593年的危机。在没有拜占廷帝国介入的情况下，他独自与伦巴德人进行和谈，凭着他的机智、慎重和灵活的策略，于公元599年终于达成了和约，伦巴德人停止了南侵。“这一外交行动提高了教皇的威信，正如他的道德领导赢得了罗马人民的承认一样”。[③a]在这场行动中，格利高里一世不是作为皇帝代表，为皇帝的命令所束缚，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一行动对教皇权力、教廷机构的巩固和发展有重大作用，从此，罗马教会与拜占廷帝国间反对阿里乌斯派的联盟分裂了，这使罗马教会在行动上更加独立。而且，同伦巴德人的谈判，也把格利高里一世带入了与罗马帝国以外的民族的直接联系。这一行动表明，罗马教会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了。“教皇从拜占廷统治下获得解放一事，对于教会之独立于世俗王国，对于决定性地建立教皇政府用于管理西方教会乃是必不可缺的。”[①b]
    格利高里一世利用当时罗马与拜占廷帝国统治隔绝的形势，攫取了罗马的统治权。“在罗马像在其他城市一样，主教现在成了现存的主要民政长官，他的官员们--原来被任命管理教会事务--现在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必要事务，像维持水供应和供应穷苦人物品，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一直为市政机构来管理”。[②b]在罗马，格利高里一世是行政长官，同时还掌握武装，有时还直接指挥战争。另外，他还指挥警察、控制法庭和监狱、负责铸造货币、管理市场、修建城垣和引水管道、兴办学校医院以及进行社会救济等。[③b]“这些职责是国家的功能，而通过承担这些职责，格利高里可以说是建立了教皇的‘世俗’权力”。[④b]格利高里一世还利用当时的混乱形势，把他的管辖权扩展到意大利中部及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科西嘉的广大地区，从而成为意大利中部诸省的实际统治者。到此时，“教皇权早已是--尽管这一事实没有得到形式上的承认--地区性的权力，而且这使教皇有可能带着新的力量和自由去行动”。[⑤b]可以说，正是格利高里一世而不是别的教皇，首次把罗马教皇和地方执政官的权柄集于一身，成为中世纪罗马第一个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者，而他的权力机构，则是中世纪教皇国的滥觞。“在此之前，罗马主教从来没有能够像格利高里那样行使他的广泛权威，并且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⑥b]
    为了加强实力，格利高里一世施展各种理财手段，牢牢掌握并精心管理“圣彼得教产”。当时罗马教会拥有总面积约为1800平方公里的可耕地。格利高里一世通过熟练的管理和组织，使这些地产产生了巨大的收益。据估计，“他们所出产的收入，按现代货币计算，约合150万美元以上。”[⑦b]这些收入，主要作为以下用途：供养僧侣，维持教会费用；维持罗马及其附近的民政和军事机构；要支付给伦巴德人的“保护费”；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如救济穷人、病人、提供医院、学校及孤儿院的费用等。[⑧b]格利高里一世还从中取出一部分用于购置更多的土地，扩大教会领地的数量，同时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从事商业贸易活动。通过在经济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格利高里一世使罗马教会有了自己控制的巨大财产，“罗马教会的经济力量早已与其政治力量一样重要了”。[⑨b]“教皇所领有的广大土地足以把教皇提升到国君的地位和权力”，为格利高里一世争取罗马教会独立、扩大教皇权力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
    以这样的实力为基础，格利高里一世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普世”性质。公元588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四世在守斋与教会管辖权问题上和教皇发生争论，不仅自称“普世牧首”，而且宣布其继任者将世代沿用此称号。这反映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对基督教最高权力的要求。格利高里一世坚决反对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普世”称号。“他有一个清楚的和有说服力的荣誉归于圣彼得宝座的理论，这就使他非常严格地对待大主教或主教提高他们地位的企图，尤其是他不能容忍君士坦丁堡的‘普世’主张”[①c]。格利高里一世认识到，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这一主张反映了君士坦丁堡贬低罗马在整个教会中的至高地位的对抗性意图，是对他的教皇根基的进攻，如果不予以反击，将不利于教皇建立其在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力的要求。为此，他针锋相对地从《圣经》中和历史上寻找根据，证明罗马教皇是基督教世界的唯一首脑。他以圣彼得宝座继承人的资格，“强调‘凡一切信仰福音的人都知道，是主亲口吩咐圣使徒之首，命他照管全教会’，以此来作为罗马教皇应是基督教会首脑的理论根据，表示只有罗马教会才具有‘普世’的性质。”[②c]格利高里一世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关于“普世”权力的斗争，表明了由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给罗马教会所带来的影响，使罗马教会被迫屈从于拜占廷帝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表明了两派教会争夺基督教首席地位的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