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各地“异端”流行，罗马教会处于衰败状态。圣职买卖流行，主教“中间许多人远远不再成为人们的楷模”，[③c]“罗马主教，虽然人们公认为教阶制中的最高人物，但在其主教管区以外并不认为有任何管辖权。”格利高里一世上任后决定改变这一状况。他感到，如果不改变这一现状，罗马教会要么将沦为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附庸，要么为一个新的力量所取代。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了罗马教会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以及当时有利的外部局势。为此，他从加强教会的自身建设入手，力图增强罗马教会的势力，扩大教皇的权力。
    格利高里一世积极加强对各地主教的管理，扩大教皇在各地的权力和影响，增强西部教会的统一。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供教士阅读并遵行的《教牧法规》（Regulia Pastoralis），以达到使主教工作有章可循，并将之纳入教皇的统一领导之下的目的。格利高里一世强调教士领导的重要性，要求主教管理各种事务，他们应在所有问题上宣传基督教教义，而不只是在教会事务中。他指出，主教“绝对不可专注于关心内心事务而不对外部事务加以注意”，“不要由于过分相信布道的效力而使政府的权力失去效力”。这充分表露了他干预世俗事务、力图使罗马教会成为西欧社会领导力量的意图。格利高里一世强调修士的美德--谦卑、贞洁、服从，要求教士严行独身制，保持高度的经济廉洁。他还告诫主教们不可疏于内在的精神生活，不可变得自高自大而走向歧途，否则就无法履行上帝赋予的使命。[④c]正是通过将罗马教皇置于指导的地位，通过对主教职责及教会纪律的全面阐述并付诸实施，格利高里一世为罗马教会的前途奠定了基础，提高了罗马教皇作为西部教会领袖的作用，同时也为教会组织和新的主教管区的设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他还采取措施，加强对各地主教及教会的监督管理。对于优秀的主教，他给予一定的荣誉和提升，如授给只有大主教才能拥有的白羊毛披肩（pallium）。他任命了62名主教并对他们的选举予以极大的关注。[⑤c]对于主教的失职和各种教会弊端，他给予了严厉的指责并努力予以纠正。撒丁尼亚的卡格利亚利主教因为强占信徒的土地、收取主丧费等而多次受到格利高里一世的严厉申斥。拉文那主教和卡塔尼亚（Catania）的教士也因为滥用白羊毛披肩等事遭到他的指责。格利高里一世试图通过高卢的主教们和被派往那里的罗马教士来纠正这一地区的圣职买卖问题。[①d]他还利用宗教会议为难以应付的情况提供解决的办法。
    格利高里一世积极进行教会仪式和教会仪式中所用音乐的改革与创建工作，希望以此促进西部教会的统一，扩大罗马教皇的影响。他“主持了强有力的拉丁语礼拜仪式的创建工作”，[②c]制订了针对已经建立的礼拜仪式中祈祷的特殊教规，并使教会利用圣像和在圣徒命名日献祭动物的做法确立了下来，[③d]他还为教会布道坛写过一些有着持久影响的典范性的布道文。格利高里一世认识到了当时西欧各地教会仪式存在的差异性，开始要求各地教会接受罗马的传统，统一教会仪式。在计算复活节日期的问题上，他不顾克伦班（Columbanus）有王后的支持和第三次普世会议的规定为由，坚持要求法兰克的主教们遵从罗马的惯例，反对凯尔特的制度。他也严厉谴责了撒丁尼亚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及其所用的洗礼仪式。格利高里一世是通过选用罗马的教士和修道士以及采用取自罗马的实物、设施及教规等，来保证各地教会中罗马影响的程度的。教会仪式中古老而保守的罗马传统，从这时起“就开始对西方教会产生了深远的规范性影响”。[④d]格利高里一世还十分重视教会仪式中所用音乐的建设工作。他花费了10余年的时间主持收集了许多典型的歌调，确定为“教堂歌词”，并订立了许多演唱规则，这就是著名的“格利高里颂调”（Gregorian chat）。自其问世后，罗马教会对主礼神父在举行圣礼时所唱的经文与礼文、唱诗班的唱答均有详细规定。这种颂调通过本尼迪克派修道院逐渐传播开来，逐渐取代了其他地方性颂调，成为欧洲公认的一种古典形式。从此，西部教会在仪式及教会音乐方面走上了统一之路，罗马教皇在各地的影响也因此进一步增强。
    作为第一个出身于修道士的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一世看到了修道院的内在力量及外部影响，意识到修道院必将对传播基督教信仰、扩大罗马教皇在西部教会及至西欧的领导权产生积极的作用。因此，他特别重视修道院，积极推行修道院制度，在教会组织和活动中充分发挥修道院和修道士的作用。格利高里一世强调修道士的苦修、贞贫和绝对服从，并将其结合到修道院外的教会中去，“这立即得到了罗马的同意并扩展到其他地区”。他将修道院的教规应用到修道院外的教士训练中，这特别深刻地影响了教廷的助祭团。“通过将修道院的特征结合到助祭的训练中，格利高里确立了修道院在教会全部生活中的巨大影响。”[⑤d]将修道士充实到教廷以及各级教会组织中去，委托他们从事教士工作，尤其是传教工作，可以说，“如果没有能干的修道士们的服务，格利高里就不能完成这项工作。”[⑥d]在修道院制度中，格利高里一世特别关注本尼迪克修道院制度。他十分推崇本尼迪克教规（the Rule of St.Benedict），称之为“惹人注目的决断”，“他做了许多工作去传播本尼迪克的名望和使本尼迪克教规吸引那些受教皇影响的人”。[⑦d]他为本尼迪克派修道院制定了新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针，重申修道院长的自由选举，禁止世俗力量领导修道院；从修道士中选拔各级神职人员；积极从事对“蛮族”的传教工作。[⑧d]这样，本尼迪克派修道院得到了迅速发展，仅以法兰克王国为例，6世纪末，本尼迪克派修道士科伦巴诺（Columbano）把本尼迪克派修道院传入这里，仅仅100年时间，它的修道院就已遍布法兰克王国全境。本尼迪克派修道院的发展，增强了罗马教会的力量，扩大了罗马教皇的权力和影响，对中世纪西欧长期的政教之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又是和格利高里一世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针对西罗马帝国灭亡，拜占廷帝国居心险恶、“蛮族”王国割据西欧的局面，格利高里一世感到必须重视“蛮族”王国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实现罗马教会传教工作的战略性转移，即加强对“蛮族”王国的传教工作，使之皈依罗马教会，为罗马教会争取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罗马教会在西欧的领导地位。
    在未当教皇以前，格利高里一世就十分注意在“蛮族”中进行传教，担任教皇后，他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并以不列颠作为一个重点。公元596年，他派自己的朋友，本尼迪克派修道士、修道院长奥古斯丁和40名修道士前往不列颠传教。奥古斯丁一行首先在肯特王国取得成功。他们的工作进展顺利，包括国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t）在内的许多人皈依了罗马教会。格利高里一世对此感到十分兴奋，在给奥古斯丁的信中，他对传教工作做了许多建设性的指示，为向日耳曼地区传教提供了方针政策。公元597年埃塞尔伯特的受洗与公元496年克洛维的受洗，“标志着西欧新纪元的真正开端”。[①e]格利高里一世在不列颠的成功，在远离大陆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基督教的前哨阵地，它完全忠于教皇，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强大的传教工作的动力，最终使欧洲中部的大片日耳曼地区皈依了基督教，并有力地促进了罗马教会及欧洲文化的复兴。格利高里一世还注意对其他“蛮族”王国的传教工作。早在公元587年，他就设法使西哥特国王接受了罗马教会的教义，“成为罗马基督教的实际拥护者”。[②e]使法兰克早已存在的与教皇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格利高里一世取得了王权的支持，对法兰克教会中存在的买卖圣职等弊端进行了改革。他还经过努力使伦巴德人皈依了罗马教会，重新控制了拉文那、伊利里亚、亚尔勒等地的教会事务。格利高里一世通过神职人员的选任及经常性的训谕等手段，牢牢地控制着这些地区的教会，进而与各地的世俗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扩大了罗马教会在各地的影响和力量，同时也使罗马教皇在这些地区的权力和影响进一步增强。
    综上所述，格利高里一世利用有利时机，运用各种手段，使罗马教会摆脱了拜占廷帝国的控制，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首次将政权、教权集于一身，在罗马城及其周围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为中世纪的教皇国统治开了先河。并加强了教会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推动了修道院制度的传播，对“蛮族”地区的传教工作，又扩大了罗马教会的力量，为建立罗马教会对基督教西欧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1996-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