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如何处理政府、官吏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则是实现政治民主化所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近代以来，先进的思想家们对这一问题曾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地主阶级经世派思想家继承了古代“民贵君轻”的“民本”学说，资产阶级维新派高高举起了“君民共主”的旗帜。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站在时代的最前沿，首次深刻阐释并大胆实践了“民为国家主人，官为人民公仆”的主张，对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直沿袭下来的“官本位”观念和制度进行了勇敢的决裂和否定。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不仅在近代民主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
    千年以来的等级社会中，“官”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极为神圣和尊贵的字眼。《说文解字》对官的注释是“吏，事君也”，也就是说，官是服务于君主专制政治的不可或缺的机器，是高居于民之上的特权等级的组成部分。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森严的专制等级制度造就了延续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官僚政治，而“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1〕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官的特权和官对民的压迫曾经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譬如，“做官发财”是封建时代为“官”者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权”与“钱”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封建官吏在领有丰厚的钱帛俸禄、金银赏赐之外，还常常倚权仗势侵吞民田民产，据为己有，以至历代以来，“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2〕；“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成为一种司空见惯而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在封建法制方面，“刑不上大夫”似乎成为一条天经地义的法则，历代法制无不强有力地保障了官的特权地位的制度化和规范化，那些名目繁多的严刑峻法不过是专为下层群众设置的，而在以“重法绳民”的同时，贵族官僚却可依照等级减刑免刑，逍遥法外。此外，官的特权还具有延续性和承传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官者生前享尽安富尊荣，死后又要荫子庇孙，子袭父爵。至于在衣食住行、婚姻丧葬等方面，封建统治者一再强调“采章服饰，本明贵贱”，“婚姻者，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等等，“官”的特权更是毋庸置疑的。
    不仅如此，作为剥削阶级，封建官僚在享有特权的同时，还利用特权搜刮民脂，贪污受贿，弄权枉法，致使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官吏的残酷暴虐和腐化堕落到封建社会末期更为猖獗。处于封建末世的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曾揭露大多数官吏不顾人民死活，一味贪图享乐的心态说，“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养子孙，志愿毕矣。”〔3〕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针对官场弊病指出：“今之知县，品秩甚卑，……小民有冤，呼号莫达，书差讹索，堂署森严，长跪问讯，刑狱惨酷，乃至有人命沉冤，鬻子待质而经年不讯者。若大至督抚之尊，左民益远，百县之地，为事更繁，积弊如山，疾苦如海，既已漫无省识，安能发之奏章？”〔4〕官吏们这种饱食终日、尸位素餐的寄生生活正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梁启超也无情地刻画了官吏们为求得高官，对上奴颜婢膝、对下勒索威逼的丑恶嘴脸：“守令竭其心力以奉长官，犹惧不得焉，无暇及民事也，（juan）万姓脂膏，为长官苞苴，虽厉民而位则固也。”〔5〕总之，官的特权是官对民压迫的依仗，而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又是封建官吏强化其特权地位的必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显赫的官吏特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导致了对“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传统观念。一方面，长期以来，官本位的思想观念始终占据着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学而优则仕”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一种主要价值取向。从孔子“不仕无义”的人生导向到“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排列，搏取功名、跻身官场始终是封建社会中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其“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6〕这种产生于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儒家做官思想至近代仍然持续不衰，如曾国藩也承认自己年轻时“锐意功名，意气志豪”〔7〕，他曾叙述他的志向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8〕应当说，像曾国藩这样希望通过科举人仕而做一帝王忠臣、光耀祖宗的思想正是晚清社会中的主流。但是，另一方面，在对于官民关系的传统观念中，作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官与民始终是对立的，“乡曲小民，视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宫阙，奉搢绅如神明” 〔9〕，贪官酷吏的勒索威逼、欲壑难填使得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广大群众对官抱有一种惧而远之，甚至极端憎恶的心理。鲁迅描述清末民初百姓害怕“流官”的情景说：“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说：‘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10〕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饱受着锥心泣血之苦的下层民众曾不止一次地发出了“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悲壮呼喊，“官逼民反”往往是解释导致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的必要因素之一。就连封建统治者也意识到，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11〕可以说，官与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与矛盾是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的。
    自然，不可否认的是，针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封建社会中曾产生了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朴素的“民本”思想，也出现了一批敢于“为民作主”的清官良吏。但是，史实表明，时至近世，能够和林则徐那样不惮“为民请命”、勇于发出“亿兆命重身家轻”感慨的良官循吏实属凤毛麟角，而且，饱受儒学熏陶的林则徐也仅能以“吏之于民若父兄之训子弟”〔12〕作为他对官民关系的全部认识。此外，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学说，其最终目的仅在于缓和激烈的阶级矛盾，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森严的封建等级差序，究其根源，它仍是建立在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上的。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先进的中国人对旧式官僚的腐败予以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一系列对“官”的新认识。经世派思想家魏源指出，为官者当“施政从王事，更须养万民”；康有为大声疾呼“设官以奉民事，非以奉君也”〔13〕；梁启超对照中西官吏设置，对君、臣、民的传统政治哲学做了勇敢的否定。他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 〔14〕以官为国民“公奴仆”，梁启超在这里初步描绘了一种与传统迥乎不同的新观念。然而，遗憾的是，维新派对官民观念的认识并不排斥皇权，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是企图将传统的君民观念从对立走向统一，梁启超在盛赞西方民主制度同时，又在高唱“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15〕的论调，这种看似以矛盾混乱的观点正反映了其反封建的妥协性和局限性。
    历史表明，社会制度的革故鼎新与思想领域的急剧变革是互为表里的。20世纪之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彻底摧毁封建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国，对于封建官僚政治做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彻底的批判。孙中山指出，“中国向来积弱退化有如江河日下者，其原因实在政府官吏之腐败，倒行逆施，积极作恶也”。在这种“官以财得，政以贿成”的腐朽政治下，“一般士子求学之心思，皆以利权为目的，及目的达到，由是用其智识剥害民权，助桀为虐”〔16〕。毫无疑问，改变这种没落的旧制度、旧思想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另外，革命的迅猛发展也迫切要求革命者树立一种崭新的、革命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观念。在此情势下，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提出了他的“公仆”观。’孙中山曾多次讲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他积极地鼓励革命者走出狭隘的封建等级观念，舍弃片面追逐个人功名利禄的旧思想，而能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为社会和人类的幸福贡献力量。孙中山“公仆”观的提出，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