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一再压力下，英国政府终于表示，如果斡旋委员会和平解决朝鲜军事冲突的努力失败，英国同意采取经济措施，即对战略物资实行有选择的禁运。美国政府认为，对华禁运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有“心理和政治上的影响”，“如果只有那些一般认为容易接受美国压力的国家实施对华禁运，这种影响是不能被完全感觉到的”，只有联合国中所有非共产党国家都实施禁运，“对共产党中国实行制裁的道义影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美国政府最希望的是所有国家都像美国似地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但它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巴统国家对中国也只实行有选择的禁运，更何况其他国家。美国于是决定满足于对中国实行军火与所谓战略物资的禁运[③f]。
    4月14日，艾奇逊指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额外措施委员会建议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经济行动的时机已到”，他要求美国代表立即向有关国家代表解释美国立场，以便他们尽早取得政府的指出；要求额外措施委员会会议尽早举行，最好是在4月18日；希望下一次会议与头一次会议间隔的时间尽可能短；希望在额外措施委员会中避免争论，但也不要因怕争论而因循拖延[④f]。美国政府是急不可耐了。
    在额外措施委员会中，美国与其盟国主要在两点上发生意见分歧：其一，这时提出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是否为时过早？其二，是仅仅规定禁运的商品种类，还是要确定禁运的具体商品？
    英、法、澳等国认为，对华经济制裁不能为时过早，仓促实行禁运，只能使斡旋委员会谋求停火的努力没有成功的可能。美国政府则称，不能让中国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支持联合国2月1日声明的国家没有决心把它作为侵略者对待”，因此对华经济制裁不仅不会妨碍斡旋委员会的工作，而且会加强这种努力[⑤f]。英国等认为应当先提出一个较短的具体禁运货单，而在英国最初提出的单子中没有包括橡胶。
    美国政府反对提出具体的禁运货单，因为这必将使有关各国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导致拖延实行禁运。为了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美国代表葛罗斯在5月3日的额外措施委员会会议上说，美国只提出需要禁运的货物类别的方案，而“方案应当是有伸缩性的”，他建议把美国的方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然后由各国自行决定，在此方案下应当对哪些物资实行禁运[①g]。
    在美国一再施加压力的情况下，5月14日，额外措施委员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8日，五届联大在苏联、波兰、捷克等5国拒绝参加投票，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8国弃权的情况下通过这一决议。决议“建议每一个国家：（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北朝鲜当局控制下的地区实行禁运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有用的物资：（乙）确定从它的领土输出的商品中何者属于禁运范围，并实施使禁运办法生效的管制；（丙）在它的管辖范围内，使用一切办法防止其他国家任何逃避依本决议实行的货运管制的情事”，决议并要求各国将实施禁运情况向联大做出报告[②g]。
    5月22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就五届联大18日决议发表声明，指出这是联大“又一破坏联合国宪章，侵越安全理事会权限并蓄意扩大侵略战争的非法行动”，并表示，美国每一个扩大战争的表示与行动，都只能加强中、朝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志[③g]。
    联合国对中、朝实行禁运的决议通过后，送达联合国会员国和23个非会员国，其中有些是和中国没有任何贸易往来的。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并加以实行[④g]。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大幅度下降。1951年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中国的货物价值4.32亿美元，1952年下降到2.57亿美元。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对中国大陆输出最多的，1951年出口总值为2.81亿美元，1952年下降到0.91亿美元[⑤g]。
    美国及以联合国名义对中国实行的禁运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造成了一定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一）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后，中国方面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把已订未运货物紧急运回，以尽可能减少损失，经过半年努力，抢救工作结束。到1951年5月被美国冻结的资产（包括物资）仍有4200余万美元，其中国家损失3200余万美元，私营厂商银行损失约1000万美元；（二）由于抢运物资，积压了大量资金，据1951年3月统计，积压在进口物资上的资金占贸易总资金的1/3强；抢运回来的物资残损短缺比例较大；货物突击运到，仓库拥塞，许多物资因无法妥善保管而受损；（三）进口货物价格上涨，在1951年上半年一般上张1倍左右，如黑铁皮、钢板、马口铁等，有的甚至上涨4倍以上，如墨粉。由于进口原料价格上涨，并由于国民党对沿海实行封锁，使沿海航运，尤其津沪航运受到严重阻碍，一些工厂因缺乏原材料而开工不足；（四）一些传统出口欧美国家的土产品出口锐减，价格下跌，如1950年土产品出口额为4亿美元，1951年初的计划为2.3亿美元，而且可能还有0.6到0.8亿美元的货物销不出去，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①h]。
    三、中国反对禁运的努力
    针对美国的禁运，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通过召开土产品会议和物资交流大会，加强城乡交流，尽可能开辟土产品的国内市场，把对外贸易滞销的那部分土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掉。
    （二）把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1951年1月全国贸易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一方面，主动地、有步骤地改组国内出口物资的生产，以求逐渐适应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积极地向他们提出今后数年内我们在工业器材与工业原料方面的要求，以便他们扩大在这方面的生产，逐渐弥补在美国封锁下我们进口物资不能满足国内工业需要的困难，向着和平民主阵营内部自给自足的方向走”[②h]。1950年，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4%，1951年增加到52.9%，1952年达到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1950年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9.8%，1951、1952年分别上升到41.4%，54.8%，最高年份（1955年）达到56.9%。1950年至1955年苏联向中国提供11笔贷款，用以购买抗美援朝的军事物资和建设器材，自1952年开始，中国从东欧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主要是苏联所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此外，中国还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各种精密、大型机械、有色金属和各种钢材、电工电讯器材、科学仪器、交通运输器材和大量石油。中国供应了它们十分需要的战略原料和其他重要物资，如稀有矿产品、稀有金属、有色金属、大豆、大米、植物油、肉类、茶叶、桐油等等[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