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美国竭力要控制日本，一方面是日本有识之士及工商界人士不愿被美国牢牢束缚，为了自身利益要打破美国的控制，这两种趋势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949年5月日本就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1950年10月又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同时，日本一些国会议员组成了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日本前参议员帆足计、参议员高良富（女）和众议员宫腰喜助事先未与政府磋商，先后取道西欧前往苏联，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这使日本政府感到震惊。莫斯科经济会议以后，5月22日，东京又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议，6月20日，在大阪成立了关西日中贸易促进会。莫斯科经济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上述3位日本议员进行了接触，并邀请他们访问北京。5月15日，他们从莫斯科飞抵北京，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批日本客人。6月1日，南汉宸与高良、帆足、宫腰分别代表各方的贸易团体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协议规定自签订之日起到年底的7个月内各方出口3000万英镑，采取易货方式。协议的最大特点是确定了“同类物资交换”的原则，即按当时双方供求关系的轻重程度，将各方的出口货单分为甲、乙、丙三类，一方要取得对方的甲类物资，就必须以自己的甲类物资进行交换，否则就不能成交。当时开列的甲类货单是：中方出口煤炭、大豆、锰砂、镁砂、猪鬃；日方出口钢材、紫铜、铝锭。乙类货单是：中方出口盐、杂豆、花生仁、桐油、矿产品、羽毛、棉花、羊毛；日方出口化工产品、纺织机械、轮船、无线电器材、电工器材、起重机、卡车等。虽然由于列入日本货单的大部分商品当时都属于禁运之列，因此协议两次延长也只执行了5%，但作为中日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它仍具有重要意义[①m]。
    五、艾森豪威尔任内
    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上任以后立即面临着与美国的主要盟国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分歧。英国政府在西欧国家中在禁运方面追随美国最紧，英商要求发展对华贸易关系的呼声也最强烈。1953年3月英国商务部提出的一个报告反映了英商的这种情绪与要求。报告说，既然其他欧洲国家允许它们的商人向中国出售英国政府不允许本国商人卖给中国的货物，那么英国对华禁运的实际效果就“不是不让中国得到这些物资，而是让欧洲大陆上别的国家的商人去做本该由我国商人做的生意”。商务部官员建议政府放松对华贸易控制，只禁运真正的战略物资，而就非战略物资开展对华贸易[②m]。美国政府认为，要加强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的地位，就要加强而不是放松对中国实行禁运。尽管英、法在此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但英国在西亚和非洲正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如在苏伊士运河区与埃及的争议中需要美国支持，法国正陷在印支战争中，处境日趋困难，更离不开美国的援助，因此在对华禁运方面两国都只好追随美国。3月7日，杜勒斯与艾登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美方对一些在英国注册的船只可能向中国转运货物表示极为关注。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同意采取两项新措施：“对于在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注册的船舶实行新的许可证制度，使英国船舶不能载运来自英国的战略物资前往中国”；不让载运战略物资前往中国、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船舶在英国口岸加煤。3月28日，美、法外长会谈结束，两国政府宣布法国将采取类似英国的措施。此后数月中，美国又迫使荷兰、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挪威、意大利和日本采取了同样的航运管制[①n]。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前后，美国政府已经把战后继续实行对华禁运问题提上日程。1953年7月7日和3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2/1、152/2号文件相继出台。在这两个文件中，美国仍然把中国看做“军事侵略者”，并称中国没有因朝鲜战争的结束而“放弃其基本的目标和以武装力量寻求实现其目标的愿望”，因此美国仍然要维持现有的对华禁运，要把对华贸易控制保持在比对苏联及东欧国家严格得多的水平上。美国政府预见到，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的主要盟国将越来越不愿意在对华禁运问题上追随美国，“美国与其主要盟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现有分歧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导致美国与其主要盟国在远东的严重分裂”，为此，美国必须“继续加强努力”，要求盟国继续对中国实行禁运[②n]。
    不出美国所料，朝鲜战争结束后，盟国要求放松对华贸易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1954年3月1日，英国政府致函美国政府，要求大幅度解除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信中指出，贸易管制的办法是在东西方的政治关系日益恶化、战争行将爆发之际确定的。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在贸易方面也需要进行新的战略估量。信中接着列举了需要重新审查贸易管制的因素：1.对苏联集团很快能自给自足的物资及能从别的渠道获得的物资继续实行禁运已失去意义；2.要有效实行禁运必须有各国的积极配合，如果禁运货单上的物资战略意义不明显，便会失去有关国家的政治支持；3.西方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自己急需扩大对外贸易。英国政府认为，国际货单I（军用物资）应当减少，货单II（非军用战略物资）应当取消，英国自己拟了一份货单，希望与美国一起向巴统提出。美国政府既不愿意接受英国方案，又怕完全拒绝会遭到盟国一致的反对，认为可取的办法是对英国提议作重大修改，将其纳入美国政策容许的范围。3月19日，艾森豪威尔致电丘吉尔说，缩减禁运项目是美、英两国共同的目标，但美国不准备在这一方面“这样突然地走得像英国提案所建议的那么远”，并强烈表示，那些具有高度的战争潜力意义的设备与原料必须包括在禁运范围之内。最后他建议，由两国负责官员同法国代表一起具体商谈哪些项目可以解禁[③n]。
    实际上，放松对华禁运的呼声不仅来自盟国。在1953年下半年、1954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内部在此问题上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国防部、国务院及海外行动委员会不赞成放松对华禁运和财政控制。它们认为，没有直接的迫切的经济原因要求美国放松禁运，而为了使巴统中国委员会与联合国维持禁运，美国自己首先不能放松。美国一放松，势必导致巴统及联合国对华贸易控制的松懈，那将使美国在为解决远东问题而与中国即将进行的谈判中的地位变得更加困难。它们还担心，放松对中日贸易的控制将最终导致日本承认共产党中国。因此，它们建议：1.美国自己不能放松禁运与控制，但为了宣传与外交的目的对个别商品可以个案处理；2.日本的贸易控制可以从现有水平逐渐解禁，但仍应高于巴统中国委员会的限制；3.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对华贸易控制及联合国1951年5月28日决议要尽量设法维持[①o]。
    商业部及艾森豪威尔本人倾向于放松对华禁运。他们认为，对中国实行比对苏联更严格的贸易控制，既不能收到应有效果--中国可以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转口得到从美国得不到的物资，又不利于削弱中苏同盟，而对华贸易本应成为分化中苏同盟的“十分有用的工具”。他们认为只要美国能得到“纯利”，把喷气式飞机卖给中国也可以考虑。放松对中日贸易的控制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可以减少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也可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财政依赖。自由世界扩大对华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要拦也拦不住；而美国把自己的对华禁运置于国际普遍同意的水平，恰恰表示美国“政策的灵活性及在多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行事的愿望，这有利于巩固自由世界的团结”。他们建议：1.美国对华禁运降到巴统的程度；2.日本对华贸易控制降到巴统的程度；3.抵制把对华出口降到巴统现行水平以下的做法；4.改变现行对外国资产的管理办法，允许进口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5.相应改变现行的船舶航运及加煤的管理办法[②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