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时期的纪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总持四库”，“勒为《总目》二百卷”，“衣被天下，沾溉无穷”。又创作与《红楼梦》、《聊斋志异》形成文史上三峰并峙的《阅微草堂笔记》，将中国古代文言笔记小说推上顶峰。其实，纪昀不仅是一位长于目录编纂的文献学家，一位“喜为说部书”的小说家，而且在学术批评上卓有建树。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称许说：“自古论者对于批评用力之勤，盖无过纪氏者。”评价不可谓不高。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不可替代地位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便是纪昀学术批评的大气派之作。
    既有大规模的学术批评，必然拥有特定的批评风格。纪昀一再推许的“儒者气象”四个字，便足以表现纪昀学术批评的风貌。
    理解作为批评风格的“儒者气象”，当然首先必须理解作为人格风神的儒家气度。
    人们无疑熟稔于儒家观念的基本范畴：“仁爱”、“忠恕”、“中庸”、“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这些范畴所开示的境界，是一种超乎一般哀、乐、一般情欲的大和谐大清明境界，是由儒家礼乐文化所陶冶出来的“和”的境界。《论语》中有一处描绘孔子的气象：“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这种深沉厚重而又不失和畅轻安的气度和风神正是儒家艺术哲学所铸造的东方人格风范。
    有了和谐、亲切与春天般温柔敦厚的儒家美学理想，也便有了纪昀“儒者气象”的批评观念。对于纪昀来说，这是一把整饬形形色色批评门户和批评风格的尺度，也是为传统批评拓进道路的利剑。
    一
    学术批评一如其它范畴的批评，是一种主体的价值意识活动。由于价值和价值关系本身具有主体的个体性和多维性，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多样性，对同一事物见仁见智成为批评中通常的现象。
    然而，对于批评家来说，从不同价值尺度评价同一价值客体固属正常，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持有不同见解的同时，必须以一种阔大关注的批评心态去尊重价值的主体性或个性、独特性。如此方能称为高明的批评家。
    然而，一些批评家却从正常的异议走向一味的吹毛求疵，肆意以自己的主体性去抹杀批评客体的价值主体性，似乎非此不足以显示批评家的高明。
    纪昀揭示了那一时代的种种求疵批评。
    《孝经》一书，素有今文、古文之争。唐开元年间，玄宗召令群儒质定《孝经》，时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原古文《孝经》中的“闺门章”亦随之删去。古文《孝经》“闺门章”的抽删，本来只涉及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但元人熊乐为董鼎《孝经大义》作序时却说“（司马）贞去‘闺门’一章，卒启玄宗无礼无度之祸”〔1〕。 社会政治的动乱和安定竟系于一篇文章的去取，这无疑是荒谬绝伦的说法。纪昀讥讽熊禾道：“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2〕。这真是深中要害的一击。
    清初喻昌作《尚论篇》，对张仲景残缺不全的《伤寒论》加以整理校正，“盖诸家所注，至昌而始变其例”。康熙年间林起龙重刻方有执之书，以《尚论篇》附后，各施评点，极论喻昌所注“全出于剽窍方氏”。纪昀指出：“夫儒者著书，尚祖祖述，医家融会旧论，未可遽非。”林起龙的批评对喻昌一笔抹杀，这显然是一种“先存成见，有意吹毛”〔3〕的求疵式批评。
    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以笔记中佳品著称于世。在古人观念中，笔记归于“小说”类。班固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然而，明人张墉却在一种混乱的概念中指责《语林》及《世说新语》“滥及稗官”。纪昀批评张墉道：“实稗官之流而责其滥及稗官”，这实在是一种“责弓人不当为弓，矢人不当为矢”〔4 〕的不知所以然的求疵式批评。
    唐人独孤及是古文运动的前驱者，然而，其所作散文仍染有六朝文体风采。清人王士祯因而对他大加指责。纪昀指出，“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独孤及与元结虽奋起湔除，但“风气初开，明而未融”，旧文体风格难免颇多痕迹。王士祯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于筚路蓝缕之初责以制礼作乐之事”的“未尚论其世”的求疵批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