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的批评，却和如上求疵式风格迥然相异，对待作者与作品，他表现出一种关切、理解的风度。
    所谓关切和理解，首先意味着批评家对作者的深知--他不是以宗教裁判式的权威架势来呵斥作者，而努力使自己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根据支配作品的精神”来阅读作品、理解作品，纪昀在《总目·〈然疑录〉题要》中提出来的“原情准势”的批评原则，就意味着这样的批评精神。
    所谓“原”，即推求、察究。“原情”便是去察究、体察作者的审美思辨方式和相关心理机制，寻求“两个意识的遇合”。所谓“准”即观望。“准势”之意，指的是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环境。由此可见，“原情准势”的指向，正是追求理解和认同。
    有理解，有认同，便有慷慨、宽宏的见解。
    宋人袁说友与他的几位朋友共同编纂了《成都文类》。“所录凡赋一卷，诗歌十四卷，文三十五卷。上起两汉，下迄孝宗淳熙间。凡一千篇有奇，分为十有一门，各以文类相从，故曰文类”。《成都文类》撰迄，明人周复俊在此书的基础上完成《全蜀艺文志》，相形之下，袁氏之书“不免于挂漏”。一些论者对此颇有批评。纪昀却别有见解：
    创事者难工，踵事者易密，固不能一例视之。且使先无此书，则逸篇遗什、复俊必有不能尽考者，其搜辑之功，亦何可尽没乎？〔6〕
    “创事者难工，踵事者易密”。这既是对世间一切创造性活动内在规律的把握，也是对创事者难免缺失的深切体谅和理解。
    北齐魏收所撰《魏书》，是“二十四史”中最受攻击者。编撰甫就，便“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北史·魏收传》谓：“收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赵翼也批评《魏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7〕纪昀在评论《魏书》时， 态度十分谨慎。他不是采取金刚怒目式的呵斥、讥讽，而是“原情准势”，对抨击魏收的各种议论加以细密考察，进而提出不同见解。如《魏书》完稿后，“前后投诉，百有余人”。其中攻之最烈者为卢斐。卢斐讼之曰：“臣父仕魏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与收无亲，遂不列传。博陵崔绰位至栖郡功曹，更无事迹，是收外亲，乃为传。”纪昀考诸史实，指出，卢斐之父卢同党陶元义，多所诛戳，其后罢去官职，并非“功业显著，名满天下”。崔绰虽然官小职卑，却是“贤俊之曹、冠冕州群”，自当为立传者所不应遗漏。卢斐以官职崇卑作为立传当否的标准，既不足取，也“未足服收也”〔8〕。这显然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 与作者的创作心理发生精神交流。再如世讼“杨椿、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纪昀对此论加以分辩：“椿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愔。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愔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 ”〔9〕对于人们指斥《魏书》因私情为阳固、尔朱荣作佳传之论，纪昀也一一进行分析，提出不同意见。由于纪昀的《魏书》论“原情准势”，牢牢把握《魏书》现实的具体特性，因而能对这部众所瞋目的作品提出有价值的独到之见。当代史学家在研究《魏书》时往往从纪昀的见解中受到启示。如周一良在《魏书之史学》中条分缕析，指出诟病《魏书》之词“未必尽当”〔10〕。童超在《中国史学家评传》“魏收”条中也认为，“世称秽史”的“致谤之曲”多与事实不符。
    当然，《魏书》固然不是一部“秽史”，却也存在较多短缺。纪昀在为《魏书》“秽史”之名力辨之时，“也绝不为掩其所短”，指出它“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然而，这些批评都是从一种关注、理解的心态中展示，如下一番议论，更将这种心态展开得淋漓尽致：
    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11〕
    这是一种对人性本能的宽容性理解，是一种流溢着温醇人情味和善意的对作家的深知。和那种“冷冰冰的”视天理人欲势不两立的严苛批评相比较，和那些“以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故意把所有感情的流露都剥夺净尽”的“代数式”批评相比较，纪昀的《魏书》论确乎令人赞叹。
    纪昀的宽容和通达在众多学术批评中周行流贯。宋人杜大珪著《名臣碑传琬炎集》，“一代钜公之始末，约略具是”。一些被后世视为“奸邪”的人物，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章惇、曾布亦被收录入内，“并得预于名臣”。纪昀虽然责难杜大珪“去取殊为未当”，但却未止步于此，而是更深一层地去寻求制约作家认识和思考的社会文化因素：
    盖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独为大珪责矣。〔12〕
    在这里，纪昀以深邃的眼力去透视左右作者思维的深层动因，既对杜大珪的缺失给予了宽容、通达的解说，又生发读者的应有憬悟之心，这确是一种眼力甚高的批评。
    从宽容、理解的立场出发，纪昀对与作者交流、对话的批评家总是加以激赏。金人李杲，“卓为医家大宗”，其医药理论“独重脾胃”。明人孙一奎对李杲的医学风格有透切理解：“东坦生当金元之交，中原扰攘，士失其所，人疲奔命。或以劳倦伤脾，或以忧思伤脾，或以饥饱伤脾。病有缓急，不得不以急者为先务。”对孙一奎的这番议论，纪昀十分欣赏，在《总目·〈脾胃论〉提要》中，他将孙氏径直称为“此真知杲者也”〔13〕。这种“知”，就是以理解的心态去俯临作品，努力与作者建立起心灵的通路。
    然而，任何个体都只能从一定历史中走出来，纪昀也概莫能外。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在《总目·凡例》中的宣言：“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不会忘记他对李贽的呵斥：“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14〕；不会忘记他对关汉卿等剧作家的轻视：“如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宫大用之类，皆藉（曲）以知名于世，可谓敝精神于无用”〔15〕。然而，我们不能因以上情势去抹杀纪昀“原情准势”批评观念的意义，进而指责他的“理解”和“宽容”只不过是鳄鱼式的伪善。因为，任何批评家都难以逃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纪昀曾说：“盖时代既近，恩恕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16〕这确是关于批评先天局限性的析理入微的识见。更何况，《总目》的编纂自始至终受到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严密监督与干予，从而使纪昀“编辑虽富而谨持绳墨，去取不敢不严”〔17〕。总之，我们既不可因纪昀别有洞天的学术文化观念而忽视它固有的意识形态性格，又不可以政治标准去笼盖文化视野。唯有以纪昀所倡言的“原情准势”的批评原则去理解纪昀，方能在剀切入微的开掘中接近“真知”纪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