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震惊于甲午一役而奋起进行变法维新运动的梁启超，曾在多处指出，“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的传统“君史”，不能使人们对一国的“强弱之故”有所洞察，不能帮助解救近代的民族危机，“君史之敝极于今日”。①本世纪初他在日本举起了“新史学”大旗：“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②
    “不得已”三字，表明了史学革命与救国之间的相互关联，昭示了史学创新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不可或缺，说明了一生都在“究当世之务”③，都在摸索中国近代化道路，并在本世纪初一度取得“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④的梁启超，何以矢力追求新型史学，成为中国近代倡导新史学的第一人。
    基于梁启超既是近代化的先驱又是“新史学的元祖”这一事实，透过梁氏一生活动探讨“究当世之务”与倡导新史学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探讨“究当世之务”如何孕育、催生乃至限定史学创新活动，无疑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工作。
    （一）
    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中国人对外部（西方）世界压力的一种反应而出现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⑤可以说，中国近代化的动力首先来自外部挑战所引起的民族生存危机，来自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相遇”、“比较”。
    “国与国比较，而强弱见。”⑥一向唯我独尊的中国，逐渐被打入弱者、贫者、劣者的行列，面临着“为天行大圈所淘汰”⑦的威胁。于是，在中国，就渐渐萌生向被视为强者、富者、优者的西方学习的愿望，产生打破本社会封闭循环传统、变法维新的要求和行动。变法维新的愿望，社会近代化的要求，使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推出的“新史学”在骨子里首先表现为“进化史”，不管后来如何曲折起伏地变化。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⑧
    民族危机及“比较”产生了另一个基本的后果：近代民族意识的诞生。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就认为，“民族是历史的主脑”；⑨他把整部中国史分为“中国之中国”时期（上世史，黄帝至秦之一统）、“亚洲之中国”时期（中世史，秦一统至乾隆末）和“世界之中国”时期（近世史，乾隆末至今），完全以中华民族之成立发展之迹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作为贯穿全史的主线。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梁氏继续说“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⑩
    近代国家（国民）思想与近代民族意识相伴而生。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已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致弱的总根源。梁氏一贯认为，在近代世界，没有“民权”，就没有“国权”：“彼一人私有之国家，终不可以主于优胜劣败之世界。然则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11）
    在传统观念中，“国”一般等同于具体的某王朝、某皇室，而“在梁启超的政治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国’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中全体人民的集合体”。（12）梁氏在1900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畅快地说：“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13）这样，以国民为主体的近代国家观念就取代了以帝王为主体的传统国家观念。
    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历史活动的主体已是国民而不再是帝王将相了。相应地，历史研究和史学服务的主要对象也必须转移，即从帝王将相转移到国民。早在戊戌时期，梁启超就发出了对“民史”的频频呼唤；（14）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史叙论》中，梁氏为中国过去不曾写出“国民发达史”而“不胜惭愤”；在《新史学》中，梁氏猛烈抨击以前史家“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批判传统的“正统论”，并明确指出，“统也者，在国非在君，在众人非在一人也”，决心要“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能普及于国民”；（15）在二十年代初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氏更明确指出：“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16）
    所以，梁启超提倡历史研究必须包括“民间风俗”，包括传统史学所缺乏甚或“所厌忌”的“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和“一般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17）必须注意“民间文明的进步”；梁氏努力提倡史家应拥有“社会学的根柢”，运用“社会学者的眼光”，提倡对“无文字”、“无意识”的重视。梁氏很重视“普通人物”和“多数人的活动”，指出“其意味极其深长，有时比伟大还重要些，千万不要看轻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看不出社会的真相，看不出风俗的由来”。（18）
    梁启超等人所从事的维新活动，是前无古人的。他们不再生活在一个相对隔绝的“中央大国”之中。他们努力使这个原先闭关自守的中央大国适应、生存于近代世界的潮流之中。对于一个维新者来说，整体历史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梁氏的整体历史观，既包括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观念，又包括一国历史不可间断的观念即“通史”的观念。从戊戌时期的“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19）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20）梁氏的这种整体历史观是一脉相承的。更为可贵的是，梁氏的整体历史观还包含了社会（文化）整体历史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