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加拿大就成为朝鲜战争的积极干涉者之一，全面卷入了战争。与麦肯齐·金时代“不干涉”政策相较，圣·劳伦特政府干涉朝鲜战争表明加拿大的远东政策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从麦肯齐·金到圣·劳伦特，加拿大的朝鲜及远东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究其原因，可以概括地说，是由于两届政府对加拿大的对外关系的思路完全不同，二战后加拿大究竟应在国际上扮演何种角色，两届政府的判断与立场截然对立。
    1947-1948年加拿大内阁在关于是否参与朝鲜事务的争论中，虽然圣·劳伦特和皮尔逊在金总理的坚持下，最后放弃充当积极角色的打算，不过，他们并不心服，当初答应美国参加“朝鲜临时委员会”的请求，是真心的，确实希望扮演突出角色。20多年后有人就此事采访皮尔逊时，他说，当时艾奇逊提名加拿大参加“朝鲜临时委员会’他曾向后者表示应让在远东更有经验的国家充当主角，不过他认为除谦虚推迟外不应有更多表示，因为这是联合国一个普通的日常委员会，加拿大也有能力承担。[⑤c]可是，麦肯齐·金总理却将其看作一个涉及战后加拿大外交走向的原则问题。他认为，这涉及加拿大外交独立性，这在二战之后是指与美国要保持距离。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对“朝鲜临时委员会”问题态度强硬，“是要让美国人看到我们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美国政策的应声虫”，他们在危机时需要加拿大支持，但不能够“落到那种意味着加拿大是受美国支配的地步”。为强调独立性的重要性，他曾向内阁提到他在二战以前抵制英国压力的事例，“战前对我施加了可怕的压力，说什么英国如果受到攻击，加拿大应加入战争，但我坚持到最后一天，提出除非我们知道原因，否则我们不能参战；不经加拿大议会同意，也不能参战。就这样，我才成功地引导加拿大团结一致”，在适当的时候参加了战争。[⑥c]
    麦肯齐·金还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加拿大国家安全利益，当时参加“朝鲜临时委员会”，涉足朝鲜事务，就会卷入美苏争端，进而卷入战争，危及加拿大的安全。当时欧洲已形成美苏冷战形势，在金看来，这种形势迟早也要殃及远东。其实美苏在朝鲜问题上的争端就是这种形势的表现。所以，他坚持在这个问题上要独立行动，尤其不能随美国去与苏联作对。他早在1946年即已断定美苏迟早会因朝鲜而打仗。[①d]
    加拿大是在二战前不久（1931年12月）才取得真正独立，是新兴西方中等国家，经过二战的考验，真正渴望和平，以利于自身发展。因此，加拿大政府在战争末期及战后积极参加联合国的创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加拿大在内，创立联合国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这个目标，加拿大政府当时甚至极力主张联合国应组建一支“国际警察部队。”[②d]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残酷现实令加拿大麦肯齐·金总理很失望。由于美苏争霸，东西方发生分裂，联合国不仅未成为维护和平的工具，反而变为美苏逐角的场所。他因此而十分怀疑联合国的维持和平的作用。皮尔逊后来写道，他（指金）日益确信联合国的作用实际很有限，不能做任何有效的事情来弥合战后世界，尤其不能弥合共产主义世界与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业已出现的冲突与分裂。当时他在日记里吐露的想法是：我怀疑联合国，由于缺少强制性的机构，它只是一个空谈馆。[③d]这位加拿大总理是想说：由于联合国缺乏强制机构制止美苏争端引起的冲突，因而起不到维护和平的作用。为此，他举出自己十分熟悉的商业裁决机构为例，说明面对美苏争夺，联合国不可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工具的道理。麦肯齐·金认为，由于联合国没有强制性机构，作为联合国工作委员会的“朝鲜临时委员会”，当然也就不具备解决美苏在朝鲜争端的能力。而且，由于美国人一直把联合国作为“美国国务院追求自身目标的工具”，结果联合国不仅不能解决朝鲜争端，反而会使双方的争夺更加激烈，最终必然导致战争。他在1948年1月9日日记中写道：圣·劳伦特“不希望再见到另一次世界战争，也不认为50年之内会有战争”。我希望“能够赞成他的乐观的态度”。[④d]他实际是在说，美苏两国在朝鲜的争夺不久要引发战争，圣·劳伦特的乐观很不现实。联合国成立“朝鲜临时委员会”时，麦肯齐·金为参加伊丽萨白公主的婚典，顺便访问了英国及欧洲，他在与欧洲领导人的会谈中确信朝鲜形势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是当时加拿大政府不愿卷入朝鲜事务，与美国保持距离，强调外交独立性的现实原因。
    不过，从根本上看，麦肯齐·金时代的加拿大政府不愿卷入朝鲜战争是由加拿大当时的外交政策决定的。金内阁的后期，虽说胜利地渡过了二战的考验，但是仍然继续加拿大30年代初刚刚取得外交独立时期的对外政策观念，认为加拿大立国不久，既无世界利益，也无外交经验，不要“试图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世界角色，因为一些国家所处的位置我国人民甚至还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不知道。”[⑤d]这位加拿大内外大政的掌舵人实际是要加拿大人不要过问国内事务之外的事务，我们姑且将这一观念称为加拿大的“孤立主义”。麦肯齐·金对一般世界事务尚且持如此冷漠态度，那么，对远东，特别是朝鲜事务，自然更不主张介入。
    且不说这位保守的加拿大领袖对远东及朝鲜如此漠不关心，即使此时已实际掌管外交部的圣·劳伦特及皮尔逊，这些被某些加拿大外交家称为“新的国际主义”者，希望加拿大“扮演国际主义新角色”的人，也是以传统的大西洋利益为中心，对亚洲及中国仅主张实行“有限开放”政策。就一般情况而论，加拿大政府在二战后的头几年仍认为加拿大在中国及整个远东没有多少利益，对华贸易不大，更无战略利益，因而中国及远东几乎不在加拿大政府的外交考察之中。有的学者认为“加拿大在亚洲大陆从来未曾有过永久性的战略卷入”，1942年加拿大在香港的军队被日本俘虏，“彻底斩断了加拿大未来再卷入这一地区的念头”。且不说这位加拿大总理本人，就是渥太华的部长及其他官员们，在四五十年代之间，仍然“不顾加拿大是太平洋国家”的事实，“把亚太地区视为外围。这个国家的全部历史由于经济、文化与战略关系上不断加强的联系，一直优先考虑北大西洋，给远东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余地。”[①e]
    所以，麦肯齐·金在1946-1948年间不让加拿大涉足朝鲜事务，自有其历史、传统与战略上的根源，由于认为那里与加拿大关系不大，也不准备在那里寻求利益，而且现实又潜伏着美苏的大国矛盾与战争危险，自然决不能参与朝鲜的任何事情了，尤其不能追随美国与苏联对立。在金看来，圣·劳伦特与皮尔逊参与“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欠考虑安排，正是会给加拿大带来麻烦的举措。他谈到不让加拿大参加“朝鲜临时委员会”的动机时说，“要外交部对这件事不要掉以轻心，或妄图在国际事务中太冒尖而不顾给我们国家将带来的后果”。1947年10月，联合国大会辩论朝鲜问题期间，麦肯齐·金为了一项荣誉奖到了纽约，偶然在10月30日《纽约时报》上读到加拿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在联大代表加拿大政府的发言，宣称“加拿大对朝鲜的未来特别关心，因为加拿大也在北太平洋”，关心朝鲜半岛“不应该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这恰与他的外交思想对立，他立即找来加拿大驻联大代表，教训他说：“要观察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利用联合国作为他们的外交工具”。告诫这个加拿大外交官说话要慎重，[②e]不要把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误导入战争中去。然而，在此后不久，加拿大国防部长克拉埃克斯顿在阿那波利斯却又发表一次更令金不快的讲话，居然向美国人做出保证说：“我们现在的努力旨在防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如果战争来到，我们加拿大要准备与美国合作，保卫我们的大陆及我们的生活方式。”[③e]这使这位加拿大总理十分震惊，他评论说：“毫无疑问，这个讲话会被解释为：如果美国卷入战争，加拿大就承担了加入战争的义务。”这正是他十分害怕的前景，要这位部长收回这个讲话。总之，由于加拿大麦肯齐·金政府后期仍然采取不过问远东事务的政策，因而他回避在朝鲜的任何义务，当然也就不让加拿大与“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