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麦肯齐·金政府末期加拿大的对朝鲜政策以及实行这一政策的背景。不过，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无论世界形势还是加拿大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变化，麦肯齐·金对远东的消极态度和回避义务的政策已适应不了新形势需要，必须改变。
    就世界形势而言，1948-1949年随美苏争夺尖锐化，欧洲及亚洲形势都发生了急剧变化，欧洲的德国、亚洲的中国与朝鲜都出现了对立的政府，意味着美苏在远东的冷战形势也已经确立。而此时的加拿大，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很大变化，如前面提到的，虽然仍是由自由党主政，但是，固守30年代“孤立主义”政策的麦肯齐·金已经不在了。原来的外交部长圣·劳伦特率领下的少壮派组阁登台，包括皮尔逊与克拉埃克斯顿在内。新任外交部长皮尔逊更是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其实早在劳伦特1947年9月首次独揽外交事务并选择他充当副手之时，皮尔逊已经在开始拼凑新外交班底，他同诺曼·罗宾逊与休姆·朗在部内形成为“三人小同盟”。由于战争期间外交部不断扩编，他们得到一群能干的年轻人，组成特别小集团。“这些新部员绝大多数都是国际主义者，有人专心于传统的大陆利益以及横跨大西洋中心利益；有人则热衷于北约、联合国及英联邦等多边组织机构；外交部的官员们与加拿大公众也同样把这些组织机构看作加拿大扮演国际新角色的重要舞台。”[①f]这就是说，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加拿大人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有信心了，而不象麦肯齐·金最初所认为缺乏外交经验。皮尔逊的这个外交班子从1945年实现和平之后，便积极提倡加拿大的外交风格，要使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更有所作为。皮尔逊外长与麦肯齐·金总理本人在外交事务方面过去分歧较大，不赞成金在外交事务上的保守主义与不过问世界事务的消极立场，主张加拿大向外积极发展，承担国际义务。他背着总理，接受“朝鲜临时委员会”委员国角色，实际上是企图在国际外交舞台要有所作为的尝试。现在当他独掌外交大权以后，从根本上抛弃麦肯齐·金的“孤立主义”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与金时代外交截然对立，圣·劳伦特新政府，尤其皮尔逊领导的外交部，坚持加拿大要走出北美大陆，超越大西洋传统的束缚，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关于国际政治，皮尔逊有其独到见解。他说：根据战前在伦敦工作的经历，“我多次谈到各国面临的紧急义务是，通过国际集体行动，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这是唯一可行的措施。这样行动也为加拿大提供了义务与机会。加拿大可以在这样的国际集体行动中起积极的建设作用。即我们的外交政策无须胆怯，不用害怕承担义务，相反，应当积极接受国际责任。在我看来，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而且国际和平与合作是国家政策最重要的方向。尽管我知道，要把这个信念变成现实是多么困难多么痛苦，但是，我本人对这个信念从未动摇过。”[②f]皮尔逊认为加拿大在国际上的地位及其能力已经具备了积极参加国际事务，承担义务与责任的条件。他在那篇回忆录中接着写道：我认为在已经强大到对四大国不可缺少，但还没有重要到可以升为四大国之一的那些国家中，如果说加拿大还不是一个领导者，也是一个正要取得领导者地位的国家。这一情况为加拿大提供了机会，如果我们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成为这类国家的领头国。
    作为加拿大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种表现，圣·劳伦特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主张加拿大要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活动。自联合国创立之日起，加拿大政府一直认为它是维护集体安全的重要工具。皮尔逊外长本人认为，联合国是战后组织起来处理国际危机的一个真正有效的组织机构，能够承担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他说：联合国“是我们实现持久与有效和平最好的、可能也是最后的希望……，至少联合国是我们为新世界所能创立的一个最基本的组织机构。因此，加拿大要为加强这个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帮助筹划与完善它的机构。”皮尔逊最后说，他知道圣·劳伦特总理本人也是“赞同这个看法”的[①g]。可以看出，圣·劳伦特政府对联合国的作用的上述观点与麦肯齐·金总理将联合国视为美国政府的工具，因而贬低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此相一致，圣·劳伦特政府在对美关系上也与麦肯齐·金政府反其道而行之。皮尔逊领导下的加拿大外交部，主张加拿大应该由追随英国，改为在联合国与北约的轨道上追随美国。皮尔逊说：“现在同我国最有利害关系的国家，不再是大英帝国而是美国了。美国现在是超级大国，因而现在是华盛顿而不是伦敦要同莫斯科来决定和平、进步与生存是否可能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留心严密地观察美国的政策。加拿大不可能避免受美国政策的影响，这有如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我们不可能避免受唐宁街的影响是一样的。”[②g]就是说，圣·劳伦特政府实行追随美国的政策，放弃了与英联邦完全采取一致的立场。
    正因为在加拿大对外政策的主要之点上，圣·劳伦特政府放弃了麦肯齐·金政府时期的立场，由不卷入世界事务的“孤立主义”，轻视联合国的作用，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划清界限，转而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接受美国政策的影响并与美国合作，特别是由于美国干涉朝鲜内战以及后来公开发动侵朝战争，都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的，而加拿大政府又执迷于用联合国作为维护世界秩序的警察，并且认为朝鲜内战的爆发不仅危害世界和平，还对联合国的威望提出挑战。这一看法决定圣·劳伦特政府必然放弃前政府的对朝鲜“不干涉”政策，转而追随美国积极参加朝鲜战争。从前面叙述的参与程度看，加拿大在战争中是仅次于英国的重要角色，甚至比法国还重要，这是因为它比法国更易认同与美国的一致性，英加美毕竟同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但也应看到，加美对朝鲜战争的目的分歧很大，美发动战争是为与苏争夺远东战略优势；加参战是为恢复朝鲜战前状态，就是说把干涉视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目的差异决定两国一系列分歧，一开始加即主张由联合国主持干涉，中期加美对是否穿越38线，逼进中朝边界，直至后期是否谴责中国“侵略”，乃至战俘谈判等都有分歧。加拿大一直企图限制美国，但它在真诚主张由“联合国干涉的同时又赞成以美国为主，这必然赋与美国决定侵朝战争的主导权，两种主张自相对立，从而决定加拿大及后来英联邦国家集体限制美国扩大战争的政策必然失败。最后，西方对朝鲜战争的军事与政治路线始终遵照了美国的意图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