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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史家对于伊丽莎白女王严控贵族等级的封爵政策多有论及，但他们又大都将其归之于这种女王的吝啬天性。固然，天生禀性在历史人物的历史行为中常常会留下深刻的印痕，但若以此来作为一个帝王君主政治行为的终极解释，肯定是太偏颇了。
    笔者认为伊丽莎白之所以对贵族等级实行严控的原因是多重的，是基于她本人对于当时时局和统治需要的深刻考虑和认识的。
    第一，这种政策是限制贵族政治势力过分强大这一基本国策的必然产物。都铎王朝是在大贵族相互残斗的废墟上建成的。玫瑰战争期间大贵族凭借私兵武装、犯上作乱、紊乱朝纲的情形给都铎诸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故而，亨利七世在开朝之后，就以限定、遏制贵族政治权势过分强大作为基本国策之一。以往史家对都铎王朝在翦除贵族实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估价过高，其实，贵族集团的政治权势依旧很强大，特别是爱德华六世时代（1548～1553），因国王年幼无知，无法独理国政，全赖皇亲国戚治理天下，贵族政治权势再度膨胀，成为后继帝王的心头之患。当1558年，伊丽莎白登基之时，“英国各大地区都处在几位大公爵和伯爵的控制之下。贝德福德控制着西南地区，彭布罗克控制着威尔士和威尔特郡，阿诺德尔控制着苏塞克斯，诺福克控制着东盎格利亚，德比控制着西北地区，亨廷顿控制着北米德兰，谢斯伯里和诺森伯兰则控制着东北地区。”同时，“贵族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武装私兵存在的时间要比人们以往认为的期限长得多。在伊丽莎白时代，诸如诺福克公爵和莱斯特伯爵之类的大贵族仍有能力召募私兵。”迟至1599年时，彭布罗克伯爵还曾向女王表示，一旦情况危急他就能够向陛下“至少提供300名骑兵和500名步兵的武装，并且由他承担军饷、粮秣。”[⑩]此外，随着时局变迁，许多贵族相应变通地以一种庇护方式来维护发展自己的权势，即凭借自己的影响将亲信安插到上至国会下院议员，下至地方治安法官及教区神职的位置上去，从而构建起一个私党网络体系。如从1547到1584年间，国会下院增加了119个新的城市议席，……其中绝大多数是依照地方伯爵、高级官僚和有影响的上层大乡绅的意旨而设立的，其占据者绝大多数为他们的下属或亲戚[（11）]。
    面对强大的贵族势力，伊丽莎白女王必须慎重行事，一切都以维系王朝社稷安稳计。完全无视贵族集团的存在或彻底剥夺其权势，显然是不现实、不可能的。恰恰相反，这位女王平素对贵族等级倍加爱护，面临危急之际，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入侵前夕，她往往又对贵族们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授以军政大权，委其镇守一方[（12）]。但她又绝不容忍贵族权势过分强大，以影响国家政令的实施。伊丽莎白对大贵族集团的基本态度一方面是小心斡旋、巧妙驾驭，既令其为己所用，又不使其失去控制。在这方面，伊丽莎白所显示出的卓绝睿智和高超娴熟的技艺，常常为后世史家所津津乐道。终其一朝，除埃塞克斯伯爵在失宠后制造的小小骚乱之外，罕见有贵族反叛之举，可以为证。另一方面是恩威并施、严加管控。漫漫45年间，她只封授了18个贵族爵位，而这一数目又大抵与其“罢黜、裭夺和绝嗣的贵族爵位相等。”[（13）]特别是1572年，她以重罪处死第四代诺福克公爵之后，就未再封授公爵，致使到1623年之前整个50年间英国没有一位公爵。遏制过分强大的贵族这一由其先祖制定的基本国策，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封爵政策上得到了充分而集中的体现。
    第二，这种政策是维持传统等级秩序的重要举措。都铎王朝创建后，为了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对社会秩序提出了新的整合要求，但这并不是以废弃传统等级制度为前提的。恰恰相反，它所竭力倡导、维护的是社会各个等级之间的尊卑有序的体制与观念。都铎诸王深知只有牢牢占据传统秩序的最高体现者和最高维护者的地位，专制、集权的政治要求才能得以顺利的实现。然而，16世纪以降，乡绅、约曼和富裕市民集团的经济、政治实力猛然崛起，并对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从而对以等级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构成了剧烈的冲击。尽量驾驭这些新兴的社会力量，不使其对统治秩序构成威胁，并能为己所用，则构成了都铎王朝的又一基本国策。
    伊丽莎白与其先辈一样，将乡绅和富裕市民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实力集团，对其头面人物是奖掖有加，准其出任各地的治安法官，允许部分大乡绅、市民进入国会，成为下院议员，甚至将其中的佼佼者擢入宫廷，委以重任，成为自己倚畀的重臣。这不仅表明她对乡绅集团的认可，同时也表现出力求以低廉代价来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的努力。但在满足乡绅集团获取爵位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渴望方面，她则谨慎小心，极有分寸。她一生只授给乡绅出身的重臣塞西尔和康姆顿两人以大贵族爵位[（14）]，真可谓是凤毛麟角。在骑士爵位的封授上，她也极为苛刻严格。帕利泽统计，伊丽莎白时期，仅有878人获得骑士爵位[（15）]。斯通认为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骑士的数量并无增长。在她统治的最后20年间，尽管封赐了相当多的骑士爵位，但其绝对数量还是减少了[（16）]。另外，16世纪末骑士爵位的封授并非出自女王本人的意愿，而是由其宠臣埃塞克斯伯爵滥用职权私自所为。为了培植私党，埃塞克斯伯爵在与法国和爱尔兰战争先后数次将143名声名不佳的冒险分子封为骑士，其人数达当时全部骑士数量的25%以上[（17）]。引起朝野大哗，时人戏谑称这些人为“加莱、鲁昂和爱尔兰骑士”[（18）]。伊丽莎白曾愤怒地说：“埃塞克斯勋爵在授与他手下的人骑士称号以前，还是先建立一个救济院为好[（19）]。埃塞克斯最后失宠被罢黜，与他滥封爵位不无关系。伊丽莎白对这种从她手中夺走封授之权以获私利，又严重冒犯她治世准绳的行为是绝对不会宽宥的。需要指出的是，都铎诸王尤其是伊丽莎白虽曾将沃尔塞、克伦威尔和塞西尔这类布衣之士擢升为贵胄，只是将其视为可助君王治国的罕见之才，并不意味着在封爵问题上对乡绅、市民有何偏宠之处，更不是将作为他们各自“等级”的代表[（20）]。而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们也从不曾认为自己是“中间等级”的代言人，相反他们的政治及人事观念中都显露出一种浓烈的贵族倾向。塞西尔执掌相柄数十年，“宁愿将政府中的职位留与贵族担任，也不愿意惠助那些与他同样出身微贱的人上学受教育，以防他们跻身于政府官员之列”[（21）]。
    第三，这种政策也是维系都铎朝廷财政状况的必要措施。都铎王朝虽在英国历史上具有着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位置和意义，但都铎一朝始终缺乏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体制。王室财政基础的脆薄始终是制约都铎诸王尤其是伊丽莎白女王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战争、外交、行政和宫廷消费之外，英国王室还必须经常支付一笔巨额花销，即对大贵族的资助和赏赐。一般而言，大贵族们都拥有广袤的地产和丰厚的收入。然而在物价飞涨的16世纪，许多贵族不善理财，不思改革，故有坐吃山空之虞。特别是相当一批贵族骄淫奢侈，挥霍无度，已处于破产边缘的艰难处境之中。这些人不是以节缩开支来平衡、维持自己的财政，而是向商人借贷，甚至向朝廷告急，以求恩赐来弥补亏空。故而在伊丽莎白的宫廷中就经常出现由贵族们组成的“乞食团”。面对这些不断乞讨，又不断铺张挥霍的贵族，“女王必须用送礼和贷款的方式加以接济，因为她不能让贵族破产。”[（22）]牛津伯爵年纪轻轻，就已欠下6000英镑的债务，……全赖女王救济为生；亨廷顿伯爵死时，仅欠王室债务就达2万英镑；伊丽莎白的宠臣莱斯特伯爵病故时也欠下王7万英镑[（23）]，而这些得到王室贷款的人“到后来多半是拖欠不还。”可见那些囊中羞涩财政破败却又一味依赖王室恩赐的贵族已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大负担，对于本已困窘的朝廷财政来说，贵族的无尽无休的“乞讨”无疑是雪上加霜，难以承受。而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伊丽莎白既找寻不到可行的替代方式，又不可能一下甩掉这些锦衣罗纱般的“包袱”，故只有节制封爵一途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