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前，德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制造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现代神话，一些具有侵略野心的统治者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他们发动掠夺战争的思想武器，从而给世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一
    200多年前，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为夺取奥地利富饶的西里西亚，从1740年到1763年，间断地发动了3次战争。在这长达20多年的3次所谓西里西亚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有过胜利的进军，也有过绝望的挣扎。只是由于国际形势发生突变，俄国从普鲁士的敌国突然转变为普鲁士的盟国，才使他在奥地利、法国、瑞典、丹麦、荷兰和萨克森等国的围攻中，免遭覆灭的命运。
    弗里德里希二世为夺得西里西亚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他使普鲁士发展成为欧洲大国之一。他不仅自命为出类拔萃的军事统帅，而且自命为出类拔萃的“开明君主”。一些资产阶级文人把他捧上了天。但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弗·梅林是这样评论他的：他所实施的“开明专制”，本质上仍然是封建贵族的专政，然而，他从事恶劣的事业至少是热心的和认真的；幸运没有使他骄傲，而又以坚强的精神承受不幸的打击；他口袋中装着毒药，宁可自己把自己逐出这个世界，而不抛弃某些他视作国王的尊严的东西；他附庸风雅，在宫庭中延揽了一些著名的学者；他为了利用宗教进行统治，因而对宗教徒比较宽容。所以梅林认为：“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那个时代的腐朽的君王下流坯中间是一条好汉，他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中也高出于他的前任和后任。”[①a]梅林的评论是很有分寸的，既不无限夸奖，也不一意贬损。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德国历史上自有他的地位，然而本文不是论述他的历史地位，而是论述德国一些资产阶级文人，为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服务，如何歪曲历史事实，制造出弗里德里希大王现代神话的。
    弗里德里希二世生前就已被一些资产阶级文人称颂为“大王”、“君王的榜样。”[①b]他死后半个多世纪，19世纪中叶，在德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称为普鲁士学派的史学思潮。这个流派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神化，制造了有关他的一些神话，其中之一就是把弗里德里希二世颂扬为德意志“民族重生的英雄”（普鲁士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聚贝尔语）；[②b]宣传他发动的掠夺性的七年战争（即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是为了履行他的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使命”（普鲁士学派又一主要代表人物特洛森语）。[③b]
    马克思主义学说创始人之一弗·恩格斯在揭露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所谓“德意志使命”时写道：“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普鲁士便像对待波兰那样把德意志看做有待征服的领土，从这里能割走多少就割走多少，但是不言而喻，必须同别人一道--首先同法国一道--瓜分德意志，是普鲁士从1740年以来的‘德意志使命’。”[④b]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先是同法国结盟，目的是从奥地利夺取西里西亚，当这个打算没有全部实现而法国同奥地利和萨克森结盟时，他就转向英国，最后实际上依靠俄国结束七年战争。所以梅林认为：“正是他的法国人的藩属地位把他带入七年战争。……而只是作为俄国人的陪臣，弗里德里希才幸免于覆灭。”[⑤b]事实上，对弗里德里希二世，谈不上什么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使命，”谈得上的只能是不断从德意志割走领土以扩大普鲁士疆域的“普鲁士使命”。
    普鲁士学派的历史观是伟人创造历史。它的政治主张是由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意志。它制造和宣扬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德意志使命”是为俾斯麦用“铁和血”的手段统一德意志做舆论准备。
    普鲁士是一个封建势力强固和军国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由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固然比起四分五裂的状态是一种进步，但是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实际上是德意志的普鲁士化，这同当时德国先进人民主张的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相比较，则是一种反动。随着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弗里德里希大王神话也就甚嚣尘上，它助长了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恶劣精神。
    二
    如果说普鲁士学派制造和宣扬弗里德里希二世负有“德意志使命”的神话，为俾斯麦统一德意志做了舆论准备，尚有一定历史进步性的话，那么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可战胜”的神话，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则全然起了灾难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它宣扬一种荒谬的暴力，成了暴君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德皇威廉二世把自己视作弗里德里希二世再生。他和他的将军们以为1914年德国被一个“巨大的同盟”所包围，就像1756年普鲁士被法国、奥地利等国家所包围一样。他们宣扬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不可战胜的，因而也自以为今天他们能够轻蔑地顶得住整个世界。
    德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度站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立场，称颂德帝国的侵略战争。从他在1914年所写的《战争中的思考》一文中可以看出，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可战胜的神话当时被宣扬到何种程度，以致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也一度被迷惑，著文为德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掠夺战争鼓吹：
    “今天，德国就是弗里德里希大王。我们进行到底的正是他的战斗，这一战斗我们应当又一次进行到底。同盟很少变化，但是正是他那在仇恨中联合起来的欧洲，不容忍我们，再一次不想容忍他这位国王，必须再一次以顽强的实行、或许是七年的实行，向它证明：除掉他是不可能。呈现出来的，正是他那在我们身上发育成长的灵魂，是主动性和坚持到底的容忍这两者的不可战胜的结合，是他那使他人吃惊和厌恶的道德激进主义。”[①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