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过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时至今日，对于刘永福“侵越”及其“叛变”问题的争论仍在不断进行，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观点主要有三：
    一、刘永福是“土匪”、“雇佣军”、“流寇”等。陈渡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撰文，指责刘入越是“打着援越抗法的旗号，实则是武装侵略越南”，并且认为“由于刘侵越有功，从而被清政府授予高官厚禄，成了农民起义军的可耻叛徒。”
    二、称赞刘是“久旱的甘雨”、“俾依的长城”、“中越人民友谊的见证”。（见蒋中礼《刘永福入越及其抗法斗争》）一些史学前辈通过分析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刘“临难不屈，见危授命，大雄无畏，真乃叱咤风云之英雄也”。认为刘接受清政府的封爵是能屈能伸，“见危授命”。
    三、认为刘功过相抵。肯定刘在中法战争前领导农民起义时不愧为一代楷模，英勇善战，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但中法战争时，刘最终“抵制不了清朝当局官爵的诱惑，投入清朝统治者的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见《近代中国讲稿》400-418页）
    上述三种观点在史学界争论异常激烈，而且各持一端，每派都想通过各种史料古籍，搜寻佐证，以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史学界公认。对于上面三种观点，笔者翻阅了大量书籍、史料，认为，对于刘是不是“侵越”及其“叛徒”的问题不能仅仅从某件事情上去吹毛求疵，而应该历史问题具体分析。
    1865年，出身贫寒的刘永福参加了广西农民起义军吴亚忠领导的队伍，两年后由于清政府的残酷军事镇压，被迫转移至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中越边境一带，聚众耕收，设关抽税，独树一帜。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是由于起义军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而不得不退驻越南的。刘入越后，广西农民起义军的残部也由黄崇英带领纷纷撤入越南，割据自雄，由于此，陈渡也说“刘和黄在越活动期间……在相当大的规模上具有破坏、抢掠、杀戮等许多暴行。严重伤害了越南劳动人民的感情。”这话不假，由于当时起义军的两派黄与刘所持的政治主张不同，从而火拚，“黄宗英阴通法人，独占红河上游之利，至法人在越南，系以安邺，黄为前驱，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内……（见《中国史学考》230页）事实证明，入越后黄已堕落为法国侵略者的帮凶和奴仆；而刘未入越前对部下说：“现日安南地方，多被白苗、瑶人霸据称雄，蹂躏越境，百姓呼号无门，越王岁兵攻击，屡败告北。我等现在广西，无大作用……以弟愚见，去往安南地方，随机应变。”（见《刘永福历史草》，罗香林著）由此可以看出，黄到越南后，是为了独占越南，从而称雄安南；而刘入越则是为了稳住起义军阵营，以图东山再起。刘与黄的在越斗争，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给越南人民造成了战争灾难，但以此而确认刘是侵略越南显然是不正确的。再者，刘入越后，主要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消灭了此地的封建割据势力盘文玉部，二是反抗了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此后，又铲除了“强横霸收”的保胜霸主何均昌。在越南人民心目中，刘的威望很高，深得人民的爱戴。剿灭盘、何，这对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减轻人民的痛苦，安定越南地方以及聚集、巩固和发展越南北方的抗法力量，无疑都是有利的，因而它的正义性也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刘入越究竟性质如何？是“武装侵略”，还是“抗法援越”，笔者认为都不是。且看当时的国内局势，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导致全国革命处于低潮，而吴亚忠的错误决策，使起义军连连失利，起义军内部人心纷乱，加之清军大兵压境，刘为保存势力，以求生存和将来的发展，从而转移越南，这不能视为“流寇”；刘入越后并未烧杀抢掠，而是除霸安良，这不能视为“土匪”；刘永福在夺取保胜时说：“一则为越王出力，一则为自己栖身，”又说：因何均昌“各种关卡抽丰甚多，伊乃强横霸收，并非越王命”。由此可否定“雇佣军”之说。刘为了在越南站稳脚跟，从而扩张自己的势力，在法军侵略越南时，伸出臂膀抗法，可不可以说是“抗法援越”，这个问题曾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是没有这个思想境界的，那么，刘为何要打击法寇，从而“惹火烧身”呢？从众多的史料记载可以看出，这完全是由于黄旗军欲吞并刘的黑旗军，黄买通法人对抗刘，而刘不得不还击的结果，为此，那些认为刘是“抗法援越”的观点便不攻自破。刘在越期间，曾做过几件深受越南人民赞扬的好事，但他在越南也制造了战争创伤，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战争之灾，这是不容置疑的，这与“武装侵略”要截然分开，虽然刘制造了战争之灾，但他并没有在越南划分殖民地，也没有统治越南的野心，正如他自己也说过：“尔入越地，意在栖身”（见《刘永福传略》）由此可以肯定，刘入越既不是“抗法援越”，也非“武装侵略”，完全是为了保存起义军的力量，从而入越发展自己的势力，为以后反攻清政府作长远打算。
    中法战争爆发后，刘成了清政府的官员，有人认为这是刘“投降叛变”清军的可耻行为，也有人认为这是“临危受命”的高风亮节，能屈能伸的行为。笔者对上述两种观点都不赞成。我认为重要的是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受清朝的封官？当了官去干什么？此时黑旗军的性质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没有？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即看它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还是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山西战役前夕。清政府鉴于中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已迫在眉睫，开始对刘实行招抚政策，但是必须指出：第一，这种招抚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抵抗法国侵略者，而是为了控制黑旗军，以便作为向法国侵略者实行妥协投降时讨价还价的一个砝码；第二，清政府在财政和装备上对黑旗军的援助只说不做，有名无实。仅仅是为了宣传而已；第三，这种招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借刀杀人，消灭黑旗军。关于后一点，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光绪八年五月四日的奏折中说得十分明白：“明为抚恤，暗则资其接济，俾其为法国别树一敌。倘该‘匪’幸而获胜，越国既感代筹之德，而我并不居保护之名，法国亦无以借口；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兼得。”由此可见，清政府给刘封官晋爵，并非出于真心，而刘为何接受了此官，这一点有其历史原因。当时刘接受了南澳总兵一职，乍一看好象是清统治者的一员无疑，但我们还需进一步看他当官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中法战争爆发后，刘接受清朝封官，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其一，在台湾领导抗日，进行过无数次英勇卓绝的斗争；其二，1898年平息海南罗格围关、罗二姓的械斗，从而免致“十数万生民、无辜毙命”；其三，1898年平息广府李、黄二姓的争斗，督宪李鸿章派刘前往弹压，刘未杀一人而使械斗平息；其四，1907年刘因病回钦州，适值三那人民开展反糖捐的斗争，清军围攻钦州城，刘十分同情和支持三那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布置家人拿起武器，准备反抗。从这四件事可以看出，刘虽然为“清官”，但他并没有充当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工具，没有成为“清朝的一条走狗”。所以，笔者认为，把刘接受封官说成是起义军的“叛徒”和“无耻败类”似觉不妥。而一史学前辈则认为刘是“临危授命”，能屈能伸。当时刘之所以接受清朝封官，是因为，1882年5月法国侵略军占领河内，清政府深感越局势已有燃眉之势。为了“固围绥藩”的目的，以帮助越南“治盗”为理由，命令中国军队进驻越南。入越的中国军队分为两支：“一支由桂军组成，由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率领，驻防越南北宁一带；另一支由滇军组成，由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领，驻防越南山西一带。（《中法战争》118页）但是，由于清政府中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李鸿章之流，对法国侵略越南的行径自始就是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后来更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因而使进入越南的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从精神上被解除武装，根本缺乏抵抗侵略者的思想准备和战斗意志。在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的支配下，清政府不敢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国军队入越作战是为了反对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保卫中国的领土不受侵犯，而只敢说成是为了帮助越南“捕盗”、“治盗”。认为：“彼之取越南以捕盗为名，则（中国）正可借捕盗之名以相制。”（《中法战争》120页）因而，驻防越南的滇军和桂军起初还是不敢自称为中国军队，而只是打着黑旗军的旗号。由于中国军队没有也不敢积极备战，加之徐延旭长期坐守龙州或凉山，遥控前线，而不是亲临北宁前线指挥作战；驻防北宁的桂军两统领赵应池和黄桂兰，一个是“畏事，先私后公”，另一个则是“日夜喝得花天酒地，正如太平景象，歌舞湖山，日惟拥越妹寻乐……部下亦毫无纪律，安南之人怨之刺骨”。（《中法战争》94页）并且，由于清政府早已同法军约法三章，决不互动干戈。为了消灭黑旗军，清政府假借招抚政策（前面已论述过），从而利用刘与法军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刘与法军的战争已持续了多年，刘此时军队的“粮饷不足”。“兵力及装备欠佳”等矛盾也随之出现，而且这时，山西失守，法军长驱直入，在短短的五个月内，就接连从清军手中夺取了北宁、太原、兴化、宣光等重要据点。在侵略军的进攻下，清军一败涂地，望风而逃。山西失守不久，法军又出动了对北宁的进攻，而桂军在山西被围时却视而不救。在这些情况下，刘为了解决自己军队在“粮饷及装备”上不足的矛盾，加之对桂军的愤慨，从而接受清朝的封官，率部赴援北宁，同滇军配合作战，围攻固守宣光城的法国侵略军达七十多天之久，在左育战斗中，黑旗军用火攻全歼了河内前来援助宣光的五千法国侵略军；1885年3月23日，黑旗军与越南人民起义军在临洮大败法军，一系列事实说明，为了祖国的荣辱以及祖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刘表现出了英雄主义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正因为“爱国”，（当然也不能排除为了自己军队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刘暂时接受了清朝封官，这不能说成是“临危受命”，能屈能伸，更不能一概而论为“叛徒”。为此，仅凭刘接受了清政府封官而把刘功过相抵的作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笔者最后认为，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名杰出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曾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领导的黑旗军坚持抗法斗争十二年，为捍卫中越两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进行了浴血奋战，立下了丰功伟绩。当然刘并不是一个十分完美的人物，对于刘这一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应该作恰如其份、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分析，特别是刘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气概和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他给我们民族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珍惜、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