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国内的清史研究，成果丰硕，著述不少；在学术研究中，一些课题研究较为深入，且有突破，而另一些研究领域，则有所涉及。同时，学术争鸣日趋活跃。以下仅就此年度中，清史研究成果的基本统计、研究中的关注点与新进展、研究中的趋势与不足等问题，介绍与述评如后。
    一、清史研究成果的基本统计
    1996年年度中，在国内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清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在各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论著，据初步统计，量的情况如下：
    在1996年年度中，发表的明清史研究论文约50篇，清史（清前期）研究论文约100篇，二者累计约150余篇。
    较之学术论文的成果而言，有关明清史研究、清史研究的学术性专著的出版则要少得多。就数量而言，1996年年度中，清史（清前期）研究专著，累计也仅十余部左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是：南炳文的《明清史蠡测》（天津教育出版社）、李治安主编的《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张正明的《晋商兴哀史》（山西占籍出版社）、张海鹏与王廷元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郭润涛的《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利学出版社）、高翔的《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祖武的《中国学案史》（台湾文津出版社）、李学勤与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上、下册，第二版）（江西教育出版社）、张碧波与董国尧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张捷夫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九卷（中华书局）、王戎笙主编的《清史论丛：1996》（辽宁古籍出版社）等。这些学术研究专著选题较新颖、材料翔实、论点鲜明独到，且颇具新意。
    二、清史研究中的关注点与新进展
    清史研究的“关注点”，一是指某些引起争论的学术问题；二是指学者关注并竞相进行研究的课题。所谓“新进展”，则是指学者在进行有关专题研究时，所取的新视角、新的科学分析手段，进而提出新的研究结论与见解而言的。这一切，均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1、清代政治史研究中的关注点与新进展
    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新角度对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征及利弊得失，李治安等人在《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一书中认为，在清代中央与地方的各类权力分配中，总督、巡抚是关键，督抚分寄制中央集权应是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特征。所谓督抚分寄制中央集权，是元代行省制中央集权、明代三司督抚制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指在传统的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朝廷将控制地方的职责和代表朝延行使行政、财政、军事、司法等权力，委付给各省总督、巡抚，通过总督、巡抚的“分工性地方分权”，达到高度封建中央集权的目标。其特征有三：第一，总督、巡抚封疆而治。第二，直省督抚身份和权力的两重性，第三，朝廷对督抚的多方掣肘和严格控制。在弊端方面，著者则指出，恰是由于以上三种方式的控制，清代督抚对皇帝几乎都是一味承顺，唯命是从。象明代海瑞、李三才等上疏斥责皇帝的，完全绝迹。如两江总督尹继善遇皇帝南巡，“有意迎合”，奢侈挥霍，“伤耗三吴元气”，遂得以“四督江南”；江西巡抚布兰泰苛政虐民受弹劾，被雍正帝召回追问。布兰泰却以“臣在江西所办事件，往往从重从严，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这种媚取上悦，阿臾逢迎的做法，可谓无以复加。不少督抚还学会揣摸皇帝喜好以行其政。田文镜深知雍正帝喜欢办事严历干练，于是投其所好，在担任河南巡抚时“对豫民则苛刻搜求，务以严历相尚”。“故官河南山东总督最久，帝眷最宠。”
    世爵世职制度研究的新论点对清世爵世职的等级及形成过程、世爵世职的封授、世爵世职封授中的限制及爵位的承袭等问题，晏子友在《清朝世爵世职制度》（《清史论丛：1996》）一文中，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指出，清王朝世爵世职，主要是用来奖励异姓立有军功人员及推恩皇后家族，前朝皇帝后裔和先圣先贤后代。其颁赏对象主要是八旗将士、绿营兵将、汉族文臣及皇亲国戚。而在这些人中，以八旗将弁为最多。这是八旗制度在清王朝政权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当然，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赏赐爵位，首先要依据受爵者与皇族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清王朝也是如此，爵位等级的高低，关键在于他与清帝之间关系的亲疏。但为了扩大王朝的统治基础，对一些异姓人员，尤其是八旗人员，则根据他们的功绩，授以相应的官职或封赠其世爵世职。作者认为，虽然从顺治时起，清帝就一再标榜“视满汉如一体”，但清朝的政治制度却自始至终存在着重满轻汉的现象，世爵世职制度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