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研究的新成果在天地会起源研究中，一向有明代说、康熙说、乾隆说等。不少学者认为，天地会是由于乾隆年间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增长而出现的“互济互助”团体，它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万提喜首倡创立的。赫治清经过长期深入研究，在《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中，获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天地会是清初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作用的产物。它是作为“反清复明”的政治斗争工具而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的。它于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由长林寺开山住持僧万五道宗即达宗和尚等人创立。其诞生地点，是福建漳浦县云霄高溪乡高溪庙，创立宗旨为“反清复明”。天地会创立之初，是由部分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反满派和部分劳动人民群众组成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后来，随着清朝中央政权的牢固确立，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实现、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相继退出人民革命斗争历史舞台，它就逐渐变成了以农民、小手工业者、商贩、挑夫和其它下层游民无产者为主体的、借以进行反清阶级斗争的秘密结社。
    闭关政策研究的新视角对清代闭关政策的实质问题，以往研究甚少。向玉成《清代华夷观念的变化与闭关政策的形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代华夷观念的变化，大致完成于雍乾时期。此时的华夷（西方人，特别是西方殖民者）观念有两个新特点；其一，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认为外国人为夷狄，自己为天朝上国。其二。认为外来文化一无是处，甚至有害而无利，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故《防范外夷规条》成为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体制和闭关政策的一个大纲。至于闭关政策的内容，则有：一是严禁中国人民出海贸易居住或定居；二是以一口通商和行商制度作为隔绝中外交往的手段；三是对中外商人在广州口岸的合法贸易严格限制；四是严禁本国所生产的许多商品输出；五是对外来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因此，闭关政策绝不仅仅是对外的防范和限制，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内容，乃是防范中国人民接触外来文化和事物，这才是它的实质。
    此外，董建中的《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高翔的《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源起》、成崇德的《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分见《清史研究》1996年第1、2、3期）等文，也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新见解。
    2、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关注点与新进展
    江南人口增长率的新估算李伯重在《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速度不仅低于明代后期江南，而且也低了清代前中期中国其他地区。1680-1850年间江南的人口成长率（3‰）约为1700-1850年间全国成长率（6‰）的一半。其原因是该地区人民，更愿采取各种手段控制人口增长，以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准不降低。因此，经济原因是导致清前中期江南人口低速增长的主因。
    垦荒政策的新考察对清代前期垦政的形成与变迁，江太新在《清前期的垦荒政策考察》（《清史论丛：1996》）一文中进行了新的考察，并认为历届政府垦政有如下特点：一是采用剥笋式开垦方式，符合垦荒规律。二是注意随时调整政策，使其始终充满活力。三是给垦荒者以物质支持。四是及时纠正是垦荒中出现的问题。五是惩治腐败。六是调动地方官吏积极性。然在产权保护、考成办法上亦有不足。
    徽商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方法在明清地方商人集团中。徽商是南方商人集团的重要代表之一。自明代中叶至清末民初的数百年间，徽商更是活跃于全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的活动对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不产生重要影响，而徽商活动的方式及其势力的消长又无不受到当时社会条件多方面的制约，因而透过徽商兴衰演变之迹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当时整个社会的全貌。这即是近年来徽商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由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孙树霖任副主编的《徽商研究》一书，不仅是徽商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尝试。该书从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徽商的资本积累、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徽商与两淮盐业、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徽商与封建势力、徽商的“儒贾观”和商业道德、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与徽州文化、徽商个案研究、徽商的衰落等专题入手，力图对明清时期徽商的全貌、活动方式、兴衰原因等，进行规律性的提示和探讨。在资料的运用上，全书引用了许多新资料。其中，“徽商个案研究”专题中，征引的全是新搜集的材料；关于徽商经营方式研究，则是根据从几千份徽州契约文书中爬梳出来的材料加以整理研究撰写成的。而胡开文分家阄书则是首次公布，其资料价值远远超出了徽商研究这个范围；歙县芳坑江氏茶商的材料，也是从江氏几代茶商遗留下来的数百本帐簿和数千封商业往来信件中第一次整理出来的，弥足珍贵。
    值得注意的是，《徽商研究》一书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研究者力求在该专题研究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下，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其次，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尝试着应用计量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了一些有科学价值的新结论。
    清代人口研究中的新进展清代人口研究是近年来中外学者颇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如何在这一研究领域采用高科技手段、运用新方法并拓展新的课题，对此，由美国学者李中清与中国学者郭松义共同主编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所收论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玉牒》等皇族人口资料进行研究。在此之前，中外学者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建立了“宗人府档案”电脑资料库，将《玉牒》（皇族宗谱）中的男女本人姓名、出生日期、婚嫁、爵职、死亡以及有关父母情况等内容，加以技术处理。再从论文内容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主要根据资料库提供的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王丰、李中清的《两种不同的节制性限制机制：皇族人口对婚内生育率的控制》，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的《两种不同的死亡限制机制--皇族人口中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赖忠文：《1840年后清宗室死亡率下降之真伪》，赖惠敏：《清代皇族的过继策略：传承子嗣抑或繁荣家族？》，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这些论文主耍研讨清代皇家宗室人口行为的。第二类论文是研讨清代《玉牒》等人口册籍的内容、价值，皇族人口行为的社会原因等。其中有鞠德源的《清代皇族人口册籍》，郭松义的《清宗宝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赖惠敏的《清代皇族的封爵与任官研究》，杜家骥的《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之影响初探》。第三类文章主要是介绍资料本身和资料库的情况，属附录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