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会馆职能的新探索蓝勇在《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中，对移民会馆的名实与基本情况考察后，认为它的文化宗教职能是，移民联络乡谊，共祀乡土的神灵和乡贤，从事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其政治职能则体现在，移民会馆是在移民客长率领下从事维护同乡利益，调解同乡经济和家庭纠纷，参予各种社会事务的重要场所。作者指出，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建立，使乡土观念在一定时间内较久保存下来。而移民内部内聚力的强大，对于当时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建立在经济政治地位上的等级制度有所削弱，而对于广大平民和贫苦农民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照顾，特别是对于小生产者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等意外打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移民会馆对今天川剧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应看到，同乡团体这种割裂社会的作用，对于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大规模集约生产，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文化走向与学术史编修研究的新拓展卢钟锋在《论道咸以来的文化走向与传统学术史的编修》（《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对该课题研究进行了新的拓展，并提出了新的学术论点。文章指出，道咸以来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时期。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契机。从此，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伴随而来的是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比，它同样经历着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形式而曾经盛行一时的汉学和宋学相继处于颓势，代之而起的是西汉的今文经学；另一方面，作为西方近代文化的西学乘势而入，应运而兴，“西学东渐”己成为一股文化潮流，冲击着古老的神州大地，从而引发了尔后的中西文化之争。接着，作者着重探讨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及其对当时的传统学术史带来的影响。该文分为道咸之际的社会危机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兴起、道咸以来的文化走向、道咸以来编修的学术史三个部分。著者认为，面对道咸之际错综复杂的新旧矛盾和严重的社会危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转向现实，从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等方面进行反思，试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其思路与清初学者颇为相似。于是，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思想重又受到重视和提倡，蔚为一时风气，而开此风气的代表人物应首推龚自珍和魏源。文章还称，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兴起直接影响到清代后期的文化走向。这是由思潮的性质特点及其所面对的历史文化环境决定的。当时，思潮代表人物都把挽救社会危机同文化批判和转变学术风气联系起来。他们的文化批判，其矛头所向是程朱理学和乾嘉汉学，而批判的重点是宋学“性命”之空谈和汉学考据之烦琐。而就历史文化环境而言，道咸之际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兴起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形式来反映思潮代表人物的思想和愿望。这就涉及到文化形式的选择问题。结果，他们的目光转向今文经学这一最后可供选择的传统文化形式。今文经学素有“通经致用”的传统，它与思潮代表人物经世致用的思路是一致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也便于思潮代表人物借经议政，搞托古改制；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说更是思潮代表人物倡言变革的理论根据。作者提出，同（治）、光（绪）以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互相撞击，但仍属于浅层次的性质。“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学东渐”的最初回应。这一理论的实质仍然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即使是* 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倡言变法维新，宣传西学，也不能不以中国传统文化--今文经学作为表达其思想的主要文化形式。反映到学术史领域，它表现为用传统学术史的理论和方法编修学术史仍居于主导地位。若综合考察这一时期编修问世的传统学术史，按其内容性分，大体有两大类、四种情况：第一类，是为挽救汉学与宋学的颓势而作。一种情况是：重在为汉学修史，但又注意为今文经学家立传。再一种情况是：专门为理学修史。第三种情况是：修史兼综汉学与宋学。第二类，是为提倡实学而作。
    此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尚有：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上、下册）一书中，设有“清代长江文化的鼎盛”一章，专门对清代的长江区域文明进行研讨和论述。该书的出版问世，既是区域文化研究的新尝试，也是清代区域文明研究的新成果。杨向奎、吴锐的《论曹雪芹的原籍与<红楼梦>的作者》（《清史论丛：1996》）一文，则用丰富、翔实的史料，论述了两部曹谱与曹家家世的分歧，丰润曹、辽东曹与《红楼梦》中宁荣二府的来源，曹雪芹的原籍在丰润，《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与增删者等问题，并提出了曹雪芹原籍丰润；《红楼梦》一书的创始者为曹渊（方回）、增删者为曹沾（雪芹）的重要学术见解和观点。吴锐在《仪征刘氏春秋学研究》（《清史论丛：1996》）一文中，则对仪征刘氏春秋学的开创者刘文淇、刘氏春秋学的滞伏期、刘氏春秋学的后劲--刘师培等专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汪学群的《试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清史论丛：1996》）一文，则认为顾的经学思想博大精深，对群经多有创获，并把考据与义理结合起来，归于通经致用，从而一扫理学末流空谈心性之弊，开清初学术务实之新风。这些新见解，亦有学术价值。
    此外，法国的詹嘉玲的《18世纪中国和法国的科学领域的接触》、张研的《清代家庭结构与基本功能》（分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2、3朋）等文，也提出了颇多有学术价值的新观点。